再说由买而来的可意。这就性质说很简单，是当年喜欢淘旧书，买到，不难得的可小喜，难得的必大喜。先要解释一下，何以只说买旧书，因为事实是几乎木买新书。这还要有原因。重要的有两个。

其一是经济学的，我穷，上有老，中有妻，下有小，都要吃饭穿衣，买书之钱，只能由必需的日用中劫留一点点，少，还要办大事，其时旧书多，价廉（比如鲁迅《呐喊》，定价七角，初版的一本毁于七七事变的战火，1937年9月由旧书摊重买，为1927年3月第七版，仍紫色封皮，毛边，价仅1角4分），语云，钱要花在刀刃上，所以只能买旧书。

其二可以称为狩猎学的，是只有到深山密林，才可以猎到市面不见的犀象之类。犀象，希有，还是只说家常。单说枣核的中间一段，大致是由三十年代晚期到六十年代早期，每周总要挤出一点时间，骑车，逛卖旧书的摊店。上面说过，其时旧书多，价廉，出去逛几处，几乎没有空手而返的时候。用书包装回，远交，所得是知识，可不在话下；难忘的是近攻的所得，或短期或长期的欢乐。说欢乐，或者还不够，因为事过境迁，有时回首，总浮生之账，虽然外不少横暴，内不少穷困，而仍有勇气活下去，甚至感到人间还有情理，有温暖，有希望，就是（至少是一部分）因为还有“书”在，尤　　其是仍躺在书橱里的那些。近些年，我很少买书，因为一则无处安放，二则已经到了“及身散之”的时候。可是说到散，看看案头床下，尤其早年买的那些，已经相伴半个世纪了，又实在舍不得。这难割难舍的心情主要就是由昔年长期享受的买书之乐的记忆来。

自然，记忆里也有不可意的，那是书的散失。值得说说的有两次。‘一次是七七事变，存于保定育德中学的书，连同衣物，都“黄鹤一去不复返”。数量不多，可是有不少二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而且是初版本，戴上现在的眼镜看，也就可惜了。另一次是1966年的夏秋之际，大革命以龙卷风之势卷来。思想要求纯正、一统，红卫英雄干劲冲天，领来生杀予夺之权，而我的存书，有不少，轻则不很纯正，重则很不纯正，又，谁也不知道红卫英雄的秤是否准斤十六两，冒险可能有险，于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