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开始的。“哲”是“明”的体现，引申为明辨事理。

“哲”字历史久远。如“孔门十哲”，“古圣先哲”等词，“哲”或“哲人”，专指那些善于思辨，学问精深者，即近似于西方的“哲学家”、“思想家”之称谓。

“哲”在汉语中的基本含义是“明智”、“明理”、“明道”，“明”是动词，明智、明理、明道是动词“明”的被动用法，明智、明理、明道是使被遮蔽的智、理和道显明出来的意思，与Philosophy（爱智慧、追求智慧、追求本真）的语义相贴近，可谓殊途同归。

“学”有系统化、理论化的含义。哲与学两个字合在一起作为一个词语使用，具有使被遮蔽的理和道以系统化、理论化的形式显明出来的含义。

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于东周时期，以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及晚期的法家为代表。而实际上在之前的《周易》中，已经开始讨论哲学问题了。

方东美先生认为，早在儒家与道家出现之前，中国人在理念上已经肯定了一套永恒哲学与一套变化哲学。这两套哲学犹如火车的双轨，使中华民族长期存续发展。代表永恒哲学的是《尚书》中的《洪范》，代表变化哲学的是《周易》。

亚里士多德说，哲学始于对大自然的惊讶。但这仅仅适用于对古希腊哲学诞生的解释，却不适用于对中国哲学起源的解释。

中国哲学恰恰不是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讶。马中教授在《人与和》一书中写道：

中国哲学则看重学问的有用性、合需性、目的性，始终关注“正体”即人的存在，把“善”（而不是“真”）放在第一的位置，把“人间正道”视为哲学思维的终极目标，所以，中国哲学归根结底是价值判断、价值意识、价值理性的升华。中国哲学从生活意志出发，反对“为智慧而智慧”。中国哲人认为，在人类生存实践中，“心”、“志”、“情”、“意”等非智力因素比智慧重要。把握好这些东西，则人类更加和谐幸福，个人更能克服困境获取成功。在中国哲学家看来，“生”是目的，德与智都是手段，在德与智的关系中，德是目的，智只是手段，尊“德”修“心”、调整“情”“志”，比增进智慧更为根本。从传统西方观念看，这是不合格的哲学思路，但从近代和当代西方哲学变革的趋势看，却是一种极深刻的哲学理念。

中国哲学的核心是人生观而不是宇宙观，它的侧重点是社会观而不是自然观。或者可以说成是以生命为中心的宇宙观和以价值为中心的人生观，并且存在与价值可以统合于超越界。

傅佩荣教授认为，存在就是活着，而价值是活着所要追求的目标。这两种需要可以合而为一，合一之处则在于超越界，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天”或道家所说的“道”。

中国哲学智慧，本质上不是追求现成的知识，而是在追求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先生说：“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他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界。”

冯友兰先生从低到高排列人生的境界，将之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四种境界。

所谓自然境界，就是按照“本能”或“社会的风俗习惯”去做事。而对于所做的事，则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种境界下的做事是因为不得已而为之，这种境界下的生活也只是因为不能不活着，生活变成了生存。

所谓功利境界，是有意识地为自己做各种事。功利境界下的做事，并不意味着必然的不道德，做事的后果也可以是利他的，但最初的动机则是利己的，是从满足自己的欲望出发，从获得自己的利益出发。

所谓道德境界，就是意识到人是社会的存在，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并由这种“觉解”而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道德境界下的做事，能够使自己所做的各种事都有利于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