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萌芽思想首见于《尚书·大禹谟》，意为中正行事。而较早并且较为系统阐述这一思想的是《周易》。在《周易》中多处出现“中”、“中正”、“中行”和“中孚”等概念。但“中庸”一词却是由孔子最早提出来的。《论语·雍也》中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意思是，中庸之道是最好、最高的一种德性，中庸之道大概是至高无上的吧，民众中已经很久没人能实行它了。《论语·先进》中又说“过犹不及”，既不要多，也不要不够，而是恰到好处。在孔子看来，一切道德行为都体现为一种面对具体情境而做出的“适宜”、“恰当”即无过无不及的行为。

在儒家思想中，中庸之道是其一以贯之之道，是儒家判断道德行为的最高原则和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中庸不仅被看做是德性或美德的形式化的特征，它也是人生的境界，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时时、处处、事事做到“适宜”、“恰当”。因为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所以中庸之道已积淀为民族性格、心理、意识等深层次的存在形式，在中国人的人生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人生和道德选择作用。

《礼记·中庸》中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君子行中庸之道，小人反中庸之道。君子的中庸之道，表现在君子的日常行为要时时处处在恰如其分的位置；小人违背中庸之道，表现在小人的日常行为任凭感性支配而无顾忌和敬畏之心。

我们知道，在实际的道德实践中，没有一种理性的行为规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切理论都是随着时间、地点和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道德的行为就是“过”和“不及”之间的“中道”，一个在行为上达到“中道”的人，其道德品质也就达到了中庸。

“中”就是适度、适宜、恰当，是价值标准；“庸”是对“中”的固守，有“用”和“常”两种意思。中庸之道就是通过“执中”而达到“中和”。

在西方的伦理学传统里，也存在着这种“中庸（中道）”的伦理学传统。

毕达哥拉斯在其哲理史《金言》中写道：“在一切事情中，中庸是最好的”，他强调“中庸为善”。德谟克利特认为，美德既不是过分，也不是欠缺，而是适度的节制。而更为明确地提出中道本身是一种德性的是亚里士多德。他说：“德性是一种适度，因为它以选取中间为目的，其次，错误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正确的道路却只有一条。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过度与不及是恶的特点，而适度则是德性的特点。”他认为：“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由于道德德性是适度的，做好人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要在所有的事情中都找到中点是困难的。那么，如何在实践中获得这种适度呢？亚里士多德给出的方法是：首先，要避开最与适度相反的那两个极端，只有远离错误，才能接近适度；其次，在所有的事情上，最要警惕那些令人愉悦的事务。因为对于快乐，我们不是公正的判断者。中道不仅是伦理认识和选择的一个方法，还是一种境界和理想。

肖群忠教授在《中国道德智慧十五讲》中对中庸之道是这样总结的：

中庸首先是一种形式化的实践理性方法论。人生要面对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中庸哲学要求人们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以此支点为中心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