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姓商人要给儿子娶亲，便想到了李家的闺女。李家开始没答应，因为这个闺女已经许配给了洪家——也就是我母亲的本家——的一个小伙子。这桩姻缘是由我母亲和她朋友、李姓商人的妻子张罗成的。像我们家这样的官绅之家，因为有共同的利益，彼此之间联系紧密，感情也较为深厚，相互都是称兄道弟、称叔叫侄的，我们的姑婶叔伯都有一大堆。

李姓商人担心屠家会找他的麻烦，便一直拖着与洪家的婚事不办。朋友们怪罪他，他的回答是：“洋人一声吼，连龙椅都要发抖。”他心里很清楚，那些父母官没有一个敢出头跟天主教的主教作对，保护他的权益。借助这股洋风的推动，屠家要钱有钱，要势有势，横行霸道。当官的都怕他三分。实际上，根据战后中国与西方列强签署的各个条约中有关治外法权的条款，外国人在中国无论干了什么事儿，都不能被带上法庭。这种特权也延伸到洋教徒身上。

李姓商人最终还是撕毁了与洪家达成的婚约。为了安抚洪家的愤怒，他装病在床，摆出一副伤心的样子，说：“我要是不把女儿许配给他，屠家就会带着洋兵来把我杀了，再强奸我们家的女人。别的地方就出过这种事儿。他还会把我女儿抢去做他儿子的小妾。”

官司打到衙门，结果还是输了。

到了择定的吉日良辰，新娘子蒙着红盖头，由女性亲戚搀扶着，坐上了红布搭成的花轿，被抬到屠家举行婚礼。先是中式婚礼，然后是洋教婚礼。据说主教大人将亲自证婚。新娘子哭哭啼啼地坐上了花轿，显得很不情愿。她只有这样表现才合乎礼教。她小巧玲珑的脚上穿了一双绣花鞋。这样的鞋无论是缝制还是绣花都由新娘子亲自完成。男宾客会偷偷地朝这双脚瞄上一眼，因为他们只能由此窥探新娘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看花绣得好不好，脚够不够纤小，从中获得某种愉悦，和一种感同身受的迷醉。

锣鼓敲起来了。敲铜锣的开道，挑嫁妆的殿后。花轿挂着布帘，由两名轿夫抬着，到了屠府的正院。鞭炮齐鸣。放完鞭炮，媒婆从新郎的那一方走到轿前，拿扇子挑起轿帘，准备搀着新娘下轿。可新娘子已经死了，是用蒙脸的盖头自缢而死的。媒婆惊叫起来，轿帘重新落下，这之前人们只看到一双小脚直挺挺地伸出来。

这个十七岁的女孩子宁死不负婚约的烈举激怒了官绅阶层。千百万农民死去他们无动于衷，多少贫苦人家卖儿卖女他们漠不关心，国家衰败，民族沦亡，他们只会冷嘲热讽，但李家姑娘的贞烈却触动了他们的神经。那时候的意识和现在差异极大，我也是刚刚认识到，当时家族的名誉、荣耀都非同小可。这个女孩子的死让我们所有人蒙羞。

但这件事的影响还不止这些。当时远在灵州的我的母亲听说此事后大病了一场，我因此早产一个月。后来她听说她最好的朋友、那个女孩的母亲也自杀了。

此后数年，反洋教的浪潮席卷整个四川，大大小小的反洋教暴动有上千起。暴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数以千计的农民被枭首示众，以儆效尤。我们官绅阶层也没有置身事外。他们鼓励农民起来反洋教。有些人还领导了暴动，被捕后也遭杀害。洪家那个快要做新郎的小伙子就领导了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对抗教会。

我的祖父道鸿公写道：“若有子孙信教，杀之，以免辱及祖坟。”我一认字就知道了这个训诲。

只要传教士们不痛改前非，这种仇恨之火就不可能熄灭。我童年时代的游戏与四川许多士绅家庭的其他孩子一样，就是把教民画成猪羊，在他们身上射箭，或者把四川多得不可胜计的耗子当作教民淹死。有些孩子甚至把耗子钉上十字架再将其淹死。我家厨子一边叫它们洋鬼子，一边把它们脑袋切掉。

我们后来才明白，并不是基督教本身，而是利用基督教来抢劫我们的人才是祸水。许多年来，明知传教士的所作所为，而我仍容忍玛格丽特那么顽强表现出来的宗教情感。但是我床头挂着的那个脸孔悲哀的基督，总是使我不安地想到嗜食鸦片的烟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