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桦的淡定

2010年12月26日，我在宁波，漫步于鼓楼附近孝闻路一带的小巷里，人文风景甚好。忽一拐角，看见墙上有一排小孩的涂鸦。平日里若是遇到这样的涂鸦，我一般会擦肩过去作罢。但是那一次，一个特殊的符号吸引了我，使我不禁驻足观看，扑哧一乐，继而拿出手机留了个影。墙上涂鸦画着什么？正是一个我们在全中国各地都能轻易见到的“拆”字，写得歪歪扭扭，外加一个不规则的圆圈框住。

都说孩子最擅长模仿，孩子的世界来自大人的世界，我过去心存怀疑，但在目睹这幅画面之后，对此深信不疑。当然从另一面讲，孩子的注意力不太容易集中，往往看过听过的信息转瞬即逝，除非用重复的方法不断刺激之，才有可能使其牢记。如此说来，这个画“拆”字的孩子，你猜他/她看过多少次原版的“拆”字呢？

2010年11月，《财经》杂志给湖南省会长沙市封了一个响亮的名号：“拆迁之城”（见《财经》2010年第23期： 《拆迁之城》，作者： 张鹭）。文章读完之后我十分震惊——我知道中国的强拆可怕，但没有想到如此可怕。作者盘点了2006年至2010年长沙市因拆迁而引发的“非正常死亡事件”。看着那张有名有姓有情节的“长沙强拆非正常死亡不完全档案”表，真是让人百感交集。例如——

2006年6月26日，82岁的沈晴宝，得知自己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判四年有期徒刑后，病倒，卧床两日后死亡。

2008年1月8日，70岁的刘斌义在遭遇包括公安、城管在内的二百余人强拆时，被拆迁者推向房门，头部受创，当场死亡。

2009年3月19日，65岁的彭强，因拆迁办工作人员上门“做工作”，受到惊吓，随后自缢身亡。

2009年下半年，40多岁的任元满，因拆迁安置问题于家中自焚，为求速死，同时用刀片自残，被救后被安置在一家农村敬老院，2010年春节前夕，上吊自杀。

2010年5月1日，75岁的文春祥，在东牌楼棚改项目中，历经九个月的断水、断电与精神恐吓等措施之后，于家中病逝。

……

在香港，我很少在报纸或者电视上看到关于拆迁的新闻。人们都说香港人守规矩守到“变态”，其实不仅市民如此，政府亦然。香港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法制，每个人心中都一清二楚那条“底线”在哪里。所以和内地同胞相比，香港人可能更显呆板、木讷、官僚、不变通。同时，我的香港朋友们也不时对内地同胞的各种手段“深表钦佩”。且不说别的，你光看拆迁这一项。根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一位拒签征收协议的住户，曾经收到过这样一条短信：“我们非常希望你把协议签了，对你对我们都是好事，四号后一切奖励取消，本应是你们的34728元将消失，并进入强拆程序，无论如何是不合算的。你们绝对低估了一个小小的区政府。”短信确是高效新潮的手段，但是政府的此种行事方式，让人颇感不适。如果是香港政府，大抵会老老实实地、不讲效率地寄公函给当事人罢。

当然，香港和内地情况不一样，一个发展成熟的地区，需要开土动工的地方相对较少。我的朋友邓小桦住在最近大兴土木进行重建的观塘区，所以，当我想到要找人来谈“拆迁”这个话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就想到了她。更何况，邓小桦前几年因为参加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的保卫运动而名声大噪，一时间成为“文化界”和“保育界”的双料风云人物。聊拆迁，舍她其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