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采访前两个月，香港就出了一起“严重”的拆迁事件，那是在紫田村。紫田村是一个有数十年历史的村落，三年前，政府要求收回土地改建公屋。从那时起，紫田村便经历了三年的拉锯式法律程序。在走法律程序无望之后，村民们又进行了两个月的反抗，与警察、拆迁队对峙。但是或许与我们想象的不同，这种反抗与对峙，并不那么激烈，更没有酿成任何流血冲突，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三场“和平的战争”，村民最终表示“愿意尊重法律”，离开了紫田村。

《南方都市报》记者在报道中这样回忆采访经过：“记得第一次去紫田村采访，在网上查不到准确的交通路线。看到屯门区一议员的网志上贴着紫田村村民保卫家园的布告后，情急之下，给这名议员的办公室打电话。没想到这位议员立即回复： ‘你坐西铁到兆康站下，然后来我办事处找我，我带你去。’那天，30多摄氏度的高温。女议员陈树英陪着我走到紫田村。在烈日下，她没有打伞，顶着烈日暴晒不时地停下来向我介绍村子的历史，并介绍不愿搬走的最后20多户非原住民的基本情况。香港的警察也给记者留下深刻印象，大热天，他们穿着制服，而且一点也不粗暴，甚至很温柔。村民们在划定的区域对着喇叭喊口号、示威，他们则默默地在阳光下站在路边。偶有车子进入村中，村民或记者站在了马路边，没留意车子正开来，他们会用手挡着你，轻声说：‘小心。’地政署、清拆队的工作人员虽然态度坚定，但并不粗暴，劝说居民也是语气柔和。”

可是，这么温和、文明、礼貌，仍旧不能让邓小桦满意。在她看来，紫田村其实是可以不拆的。她说：“紫田村我们就是介入得太迟。香港人不懂，其实现在我们所有人都在被逼迫。紫田村不是一个单独的村落，她的命运和所有人息息相关。要是我们能够联合起来的话，政府没有那么容易收到那个地。政府的策略是，让你逐渐孤立。他们不是只来一次，他们来了三次。其实他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会有第三次。前两次，根本就是来吓唬你，意思是说，我是来吓你的，不是来劝你的，我也知道我吓你需要一个过程，你的意志是要被逐渐击破的。这是一种管制的‘智慧’，也是一种管制的计谋，比较狡猾一点。”

当我们把香港作为楷模来学习的时候，“先行者”香港早已把目光放向更加广阔的世界。不少像邓小桦这样的香港人，不是关起门来敝帚自珍，慨叹香港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城市”之类；相反，他们总是觉得香港做得不好，做得不够。他们除了有一个纵向的坐标系（拿现在和过去比）之外，还有一个横向的坐标系（拿自己和别人比）。仅有前者，容易自大；仅有后者，容易自卑；只有当两个坐标系同时发生作用时，才能走得正。

所以，在访谈过程中，邓小桦不止一次强调：“我明白内地常常觉得香港是一个窗口，就希望用香港去影响内地。但是从我的角度看，我是不能完全同意这个说法的。其实在香港，你说市民的公民权究竟有多大呢？和东京、纽约、伦敦他们拥有的公民权怎么比？人民有权去做一些决定，才会令政府去考虑什么是人民生活幸福指数。假如内地同胞真要学，我建议不如学得更远一点。”

邓小桦的自我批判精神弥足珍贵。实际上，我觉得在“大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内地现在亟须建立的，就是这种自我剖析的精神。

末代港督彭定康，曾经在就职演说中讲了一段颇为客观而且动人的话：“香港能成为伟大的城市，并不是因地利而幸致，而是因为拥有珍贵无比的资产。在这个健全行政架构和法治社会中，香港市民生活、工作和共享繁荣，他们积极进取的精神，充沛的活力和干劲，不断的努力，就是香港弥足珍贵的资产。”

没错。如果说今天弹丸之地的香港，还能称得上是中国社会的“榜样”的话，靠的就是彭定康口中的“弥足珍贵的资产”。我们理应对香港的未来怀抱信心，她是中国公民意识、法治、民主等的先行者。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