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总结中国经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变法的失败，责在宋神宗和王安石二人。宋神宗至少有三点不足：1．没有秦孝公推行变法那样坚定持久；2．没有协调各方意见，平息争论的深谋远虑；3．对于改革变法中出现的问题没有正确对待处理。德不足，仁不满，智不周，勇非大勇，强非恒强，后期又完全废弃一些合理的变法措施，有失君主信义，要么不足，要么过火，岂能定住心神，得大业之终成！

至于王安石，则需从为人性格方面寻找原因，为变法最后失败负责。王安石年少成名天下，加上性情拗强耿直，才气文章为一时之冠，加之为皇帝器重，欲除百年积弊，行千年少有之大业，意气风发、理直气壮之余，未能身矮就下，未能团结同事，未能政治协商以求得最广大范围的理解和支持，以至于积怨沸腾，变法制度本身是否合理已经退居第二位，人事纷争已经上升到第一位，如此情势，欲其成功，“岂可得耶”！

成就大业者，道、德、仁、义、礼、智、信、勇、强、和十者缺一不可。王安石不能体念老子“以柔弱胜刚强”之深意，不能在自身性格品行缺憾上检讨，失去大智，未能深谋远虑；失去谦和，未能取得“最广泛的变法统一战线”，最终失去变法的成功。虽然在与司马光的文辞论战中占得上风，虽然令讥讽经义取士流弊的苏轼等下狱贬官，逞一时才情之快，于国家有害，于己无益，实在是书生意气用事。称文学家名副其实，称改革家或者政治家，犹欠火候。千年以来，文人风气，纸上谈兵者多如牛毛，深通世情者凤毛麟角。未有印证于身心的真实功夫，不明大学之道、中庸之道的客观伦理本质，妄言经济之道，实在是自误误人。曾子曰：“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只有能够真正印证自然伦理真实不需的圣人，才是通达无碍的经济学家。

《老子》第三十六章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王安石的勇猛、刚强和无畏值得称道，但是为政之道不懂得柔弱胜刚强，结果留下千古遗憾。试想，如果变法由管仲来施行，会不会成功？后世的戚继光为了养军抗倭，不惜代价用金钱换得相关官员的不挑刺、不弹劾、不猜忌，死后“家无余粮”；曾国藩初期也是锋芒毕露，遭受打击后“闭门思过”，而后曾大帅突然“洗心革面，重新做人”，挨家请安叩拜，结果能够大振湘军，遂有中兴之臣的美誉。《易经》讲刚柔，“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教会中国人能伸能屈的智慧。理直气壮，一言不合就勃然变色是休养的大忌，如何能够成就伟大的功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