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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到过有些历史的城镇的人都会意识到，律师办公的地方总是当地最引人注目的中心建筑，“斯坦纳德，福克斯和佩罗内特”的律师们也不例外。律师楼离大教堂很近，在一幢典雅的佐治亚时代的建筑里，由一条很窄的鹅卵石铺成的小路与公路隔开。它那前门上亮亮的、泛着油漆光泽的狮头门环；一尘不染、反射出晨光的窗子；以及整洁的网窗帘，都显示着这家事务所的尊贵、成功和独有的地位。接待室显然是由前室精心分隔出来的，正在翻看杂志的年轻女孩抬起头，用诺福克口音问候了他。

“是达格利什警长吧？佩罗内特先生正在等您。他让您直接进去找他，在一层，就在前面。他的助理星期六不上班，只有我们两个在。但是如果您想喝咖啡，我也很愿意效劳。”

达格利什笑着谢过她，没有要咖啡，沿着墙上挂满前任事务所成员的楼梯走上去。

站在办公室门口等候的男人迎了上来，他看上去比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老，估计快六十岁了，身高超过六英尺，秃顶，下巴很长，角质架的眼镜后面是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几根麦色的头发稀疏地耷拉在宽大的前额上，那张脸更像是喜剧演员而不是律师。他外穿很正统的深色细条纹西装，虽然已经很旧了，但看得出裁剪得非常合体，这跟里面花哨的蓝色宽条纹衬衫和粉色蓝点的领结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他似乎知道这身装束会显示出他性格上的两重性，或者说古怪，而这正是他刻意要营造的效果。

这间办公室和达格利什想象中的差不多。桌子是佐治亚式的，桌面上没有任何纸张和文件夹。雅致的大理石壁炉上方挂着一幅油画，无疑是一位事务所创立者的画像，还挂着一排十分精美的水彩风景画，也许是科特曼①的作品。

①科特曼（John Sell Cotman，1782—1842），英国海景和风景画家。

“您不喝咖啡吗？非常明智。现在太早了。我十一点左右才喝咖啡。步行去玛丽·曼克劳夫特喝，正好有机会离开办公室出去走走。椅子不会太矮吧？愿意的话您可以换一把。塞巴斯蒂安牧师让我回答您感兴趣的关于圣安塞尔斯的问题。当然，如果这是一个正式的警方质询，我也有责任跟你合作，回答您的问题。

他那双温和的灰色眼睛显得很狡猾，可能在试图发现什么。达格利什说：“很难说这是正式的调查。我的角色有些不明确。我想塞巴斯蒂安牧师告诉过您，阿尔弗雷德·特里夫斯爵士对他儿子之死的审判结果不满意，于是请伦敦警察厅来做初步的调查，看看有没有继续查下去的必要。我正好要到这里来，而且恰好对圣安塞尔斯有所了解，让我过来查是既省钱又实际的办法。当然，如果有什么涉及需要刑事立案的迹象，我们会正式把案子转给萨福克警方。”

保罗·佩罗内特说：“对判决的结果不满意，是吗？我觉得这个结果应该是一种解脱。”

“他认为他儿子死于意外事故的结论证据不足。”

“就算有这种可能，也没有任何其他证据。判死因不明也许会更好些。”

达格利什说：“学院目前正处于困难时期，他们可能不想把这事公之于众。”

“是这样的，这场悲剧被处理得很谨慎。塞巴斯蒂安牧师精于处理这类问题，而且圣安塞尔斯以前还发生过更糟糕的事情。一九三二年发生过同性恋丑闻。一位讲授教会历史的牧师——卡斯伯特牧师——与一位圣职候选人坠入情网，他们被那时的院长当场发现。后来他们骑着卡斯伯特牧师的双人自行车去费利克斯托码头自杀了，我估计他们换掉了法衣，穿上了维多利亚式的灯笼裤，我常想那是个动人的画面。更大的丑闻也出现在一九三二年，当时的院长改信罗马天主教，还带走了一半的教师和三分之一的圣职候选人。那真是让死去的艾格尼丝·阿巴斯诺特蒙羞！最近的这件事又发生在学院的多事之秋。”

“您去了审讯现场吗？”

“是的，我去了。我是代表学院参加的。我们这家事务所从圣安塞尔斯创设起就是它的代理人。阿巴斯诺特小姐——实际上，是阿巴斯诺特家族所有的人——总的来说不喜欢伦敦，她父亲后来搬到萨福克，并且在一八四二年在这里建房以后，就请我们来处理他所有的法律事务。阿巴斯诺特小姐在她父亲死后接管了事务。这里一直有一位主要合伙人来做学院的托管人之一。阿巴斯诺特小姐在她的遗嘱中做了这样的安排，并指示这位托管人也同时是学院与圣公会的联络人。我就是现在的托管人。我不知道未来的前景会怎样——如果这里所有的合伙人都是罗马教徒、非英格兰教徒或者干脆是不信教的人，那样的话我们就必须说服某个人改变信仰。到现在为止，一直还都有适合的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