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社会态度、流动性和消费主义(2)

中国消费的崛起 作者:(英)葛凯


面对这样一个贫富不均日益加剧的社会,中国的新贵们有如在刀锋上行走,他们的财富和消费方式在引人模仿的同时,也招来了一些敌意。据调查显示,65%的受访对象表达了仇富情绪,他们在评价这些新富时最常用的词汇是“腐败”和“贪婪”。在一些人眼中,富人们积累财富的手段多少都跟腐败有关,《南方周末》于2006年开展的一项针对中国富豪的调查显示,中国的百万富翁们大多觉得没有安全感,常常为他们的财富无法得到社会认可、经常招致控诉而苦恼不已。1999年胡润富豪榜的创始人鲁伯特·胡润在编写第一期《胡润百富榜》的时候,受到了诸多抵制,很少有人愿意合作,而且许多被他写进富豪榜的富人还因此成为税务机关、媒体、敲诈甚至绑架的目标。

因腐败而发家的富豪的存在并不意味着中国就没有白手起家的创业领袖。30多岁的亿万富翁、游戏开发者陈天桥就是这类备受崇拜的新富阶层代表,他希望将他的盛大网络发展成为中国的迪士尼,他通过将几乎所有的游戏产品都定位为在线游戏,克服了游戏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两个限制因素——支付和版权。游戏玩家可以随时随地登录服务器并通过在线支付来进行游戏。虽然盛大网络已经成为行业巨头,但是陈天桥的生活却非常低调。

孟子曰:“为富不仁,为仁不富。”在拥有丰富谚语的中国文化里,从来都不缺少类似的情感表达,强调“义”与“利”、“公”与“私”在本质上的互不兼容性,类似的例子还有“无官不贪,无商不奸”、“一将功成万骨枯”等。

中国的新富们主要有四类,他们分别出现在改革的不同阶段。第一类新富是小规模的个人创业者,即个体户,20世纪70年代末正处于经济改革初期,个体户这个群体犹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并主导了中国最早的零售业革命。伴随着将近2 000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山下乡”的年轻人逐渐返城寻找工作,为了吸收这些无业人员,中央政府开始鼓励人们做小生意,但同时规定雇员不能超过8人。到1988年,中国城镇的个体经营商户超过了300万家,解决了将近500万人的就业问题,走在路上随处可见各色的修车铺、小吃摊和水果店;在农村,许多人家都开辟了鱼塘或其他的小生意。这些先富起来的个体经营者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收入超过了工人阶层,过上了舒适的生活,但只有极少数进入了今天的新贵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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