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相对来说更为成功的新富群体出现在1985年改革之后，当时政府允许国有企业出售计划外产品来获取利润，该项措施迅速催生了商品的价格双轨结构：一方面是专为国家配额制定的低价，另一方面是前者两三倍的市场销售价。许多人开始打价格差的主意，这种利用价格双轨结构进行的投机行为甚至催生了一个新的名词——官倒，而干这种事情的人也被称为“倒爷”。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由“官倒”产生的利润高达6 000亿元，一些人认为正是因为这些人才导致了80年代末价格改革后严重的通货膨胀。

但是与土地投机者比起来，那些“倒爷”只能算是小儿科，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就陆续出现了一些通过土地买卖富起来的人，他们成为中国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亿万富翁。跟官倒一样，土地投机也需要通过政治关系来获得土地的购买权以及从国有银行那里获得贷款。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土地开发者们从征地到取得无担保低息贷款再到工程建设，都需要和政府搞好关系。有报道显示，中国有90%的亿万富翁都有官方背景，其中包括几乎所有大开发商——占了上海10家顶级房地产巨头中的9家、15家规模最大的建筑公司中的13家。许多人对此抱怨连连，认为正是因为这个群体的存在才推动了80年代末的通货膨胀以及难以遏制的中国房市，让买房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阻碍了中产阶层消费主义的快速发展。

最后，新富阶层中最大也最遭人诟病的一类就是一些原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他们在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国有企业向私营和股份制转型的过程中占尽便宜，一夜之间迈进了富人的行列。他们从国家那里以极其低廉的价格买进公司股份，成为主要股东，一旦他们的企业完成了私有化改革，他们通常卖出手中的股票以获取高额利润，解雇工人，再通过公司资产清算捞一笔，尤其是土地一项，因为这些公司往往都地处城市的中心地带。

除了上述四类新富，还有一群商业领袖，这些人严格说来虽然不能算是新贵阶层的一分子，但是他们的地位、财富和特权也都和政府息息相关，他们就是现有国有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毕竟，那些中国最大的企业还是归中国政府所有，因此政府得以对经济的“指挥高地”拥有垄断性的控制权，包括能源、交通、金融和通信业。中国利润最大的前20家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包括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一汽和中国矿业等，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国美电器）的利润甚至还不如规模上排名仅为第二十位的国有企业（中国网通）。国有企业基本上都处于垄断地位，它们的赢利都非常可观，这些企业的所有高层甚至中层行政管理人员都是由中央任命的，因此当他们被发现挪用或滥用公司资金时，往往会被定性为“贪污”，即对公共财产的侵吞，而非从股东那里窃取资金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