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富人们近几年来在慈善事业方面迅速跟进，其中或许有一部分原因就在于缓解“仇富心理”。在21世纪初，无论是中国的媒体还是学者，都在批评富人们过于自私，政府也在呼吁有钱的公司和个人拿出更多的财富来帮助穷人。2005年中国发生了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民政部直接向富人们呼吁捐款，政府也开始制定针对慈善捐款企业和个人的减税政策。慈善事业作为中国迅速崛起的市场和财富的一个方面，跟其他方面一样，其变化是非常迅速的。2007年的胡润中国慈善榜显示，上榜的慈善家中有30 位也都出现在了胡润百富榜中，比上一年的20位多了10位，许多中国富豪也都计划成立自己的慈善基金会。深圳彭年酒店董事长余彭年捐出了20亿元，主要用于10万名白内障患者的手术费用，类似的例子还有黄如论、李金元等，这些慈善家们经常作出善举，他们的努力似乎也开始在民众中产生一些积极的效果。

消费文化和政治权力货币化的同时出现引发了全民对新的消费生活方式的向往，但却没能提供一个可行的途径。据何清涟所说，在1978年之前，中国政府基本上垄断着权力的三种形式——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而且人们除了家具、衣服等基本生活必需品，所能够享受到的物质生活资料很匮乏。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那些在政治上享有一定权力的人通过私有化的方式来获取公共资产，通过对公职的操纵来为私人谋取利益，对此社会学家孙立平总结道：“中产阶层在中国的发展困难重重，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有太多个人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已经被垄断了。”事实上，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还不是中产阶层的崛起困境，而是中产阶层的队伍难以得到很好的扩张。

何清涟将当前的中国社会分为三个层次或者说三个阶层，他们分别是一小部分精英、绝大多数的中产阶层，还有处于底层的各种劳工和边缘群体。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人数大约在700万，占就业人口的1%。经济精英们主要来自那些受益于“一家两制”的家庭，也就是父母在政府部门工作，子女出来做生意。精英群体中还有一群新来者，他们与政府各部门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外还有一些与上述出身截然不同的“少数派”，他们的成功得益于对市场敏锐的嗅觉，他们是最先把握住市场机会的那群人，这种现象在高科技行业尤为普遍。在何清涟看来，这些小团体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生活方式，包括快节奏的生活、有限的业余时间、较高的消费能力以及类似的休闲活动等。这部分人的数量不会太多，因为真正派得上用场的政府关系就那么多，而且能够利用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