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林顿和布什对经济增长导致大量人口相对贫困的担忧是正确的，而且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扩大房屋自有率—也是一个合理的权宜之计。问题并不在于政府的初衷，而在于初衷和结局总是相去甚远，更在于政府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所动用的组织和个人并不分享政府的目标。从近期的历史中（包括储蓄与贷款危机）得到的教训对政客们来说再清楚不过了：政府若是强迫善变的金融领域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且代价高昂。然而，为了满足那些相信政府无所不能的人的需求，政府必须做出行动，通常情况下，连那些最理智的政客都不会拒绝这样做。

而且，怀疑政府的动机很容易，但明确政治意图却很难，尤其是当参与方都不愿承认该意图时—在金融危机这个例子中，政客们把宽松信贷当成权宜之计。我在本书中多次说到，很多主要参与者很可能根据民众的喜好行事，而不是通过深思熟虑来作决定。即使没有一个政客想出这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计划，即通过宽松信贷减轻选举人的焦虑—有大量证据表明政客们确实努力地推动了宽松信贷—他们的行为也会被他们所关心的选民所左右。换句话讲，政客们会试图传递不同的信息，直到有一条和选民产生共鸣。那条信息—例如，承诺让选民买得起房子—就成了他们的政纲的一部分。事实上，很可能是选民主导了政治行为（就如同市场主导企业行为一样），而非政治行为主导选民。至于政治行为到底是出于清晰的意图还是受到无意识的引导，对于它所产生的广泛后果来说，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

阿蒂夫·米安（Atif Mian）和阿米尔?苏菲（Amir Sufi）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两位同事，他们进行了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将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些结果进行了微观数据分析。他们用邮政编码来表示那些潜在次级借款人（低收入和信用评级较低的借款人）过多的地区，发现在2002~2005年期间，这些地区的信贷增长是优级贷款地区的两倍多。更有趣的是，在那段时期，次级贷款地区的贷款数量和家庭收入增长呈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在2002~2005年间，收入增长缓慢的地区反而得到更多的贷款。回想起我在前面所讲的内容，这一发现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这完全是由政府精心安排的，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把钱借给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