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和服装业的低技术工作已经成为中国一些农民脱离农村生活的垫脚石。在早期的新英格兰，爱尔兰人只能做最低贱的仆役工作。在美国南方，纺纱工尽管有单独的厕所和饮水机，但纺纱工作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向非洲裔美国人开放。尽管美国南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排斥黑人只是出于歧视，但在南卡罗来纳州却是法律。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大量的人去做家仆和维持办公场所的种族隔离，南卡罗来纳州禁止“任何从事棉纺织品生产的不同种族的工人……在同一间屋子里工作”。该法律在20世纪60年代才被废止，但非洲裔美国人依然被系统性地排除在纱厂之外，直到1965年的《民权法案》颁布，这种状况才结束。

苏北人、爱尔兰人或非洲裔美国人只能从棉纱厂旁经过，然后幻想着各种假设。比利·道格拉斯14岁开始工作-做饭、打扫卫生，还要照看纱厂白种工人的孩子。她常常从纱厂经过，幻想着若她能拿到纱厂工人的工资，生活会多么美好，在那儿工作一天挣的钱可能是她一个星期挣的那么多。约翰尼·梅·菲尔茨还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南方，她一直都在听从白人的号令。她信奉母亲传给她的简单的生活哲学（“若白种女人想在馅饼里放盐，就把盐放到她的馅饼里”）。当纱厂向黑人妇女开放时，事情就改变了。克莱斯特·金也记得，“在纱厂向黑人妇女开放前，她们的生活就是为白种女人洗衣服、熨衣服、做饭”。

20世纪90年代末，获得普利策奖的《纽约时报》记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和谢乐儿·吴登发现，对于许多贫困的没有工作的亚洲人来说，若她们自己无法得到工作，就寄希望于她们的孩子能在工厂里有份工作。

对何远芝和她的幸运的姐妹们来说，工厂的工作不仅提供了经济上的更高地位以及摆脱农田里的苦活儿的机会，还让她们首次尝到了独立自主的滋味儿以及得到了工资，无论如何，工作给她们带来了一系列的选择。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摆脱乏味生活的一个选择。对有的人来说，这是逃避婚约或严厉的父亲的一个选择。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这是可以挑选自己喜欢的衣服的机会。19世纪40年代，一位新英格兰姑娘写信给她在家乡的朋友，试图说服她到棉纱厂工作。当这位姑娘坐在环形的宿舍餐桌旁用餐时，新的自由对她来说几乎可以摸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