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过去了。我还在旅途当中奔波，那天我正在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个机场候机，准备赶往菲尼克斯市。这时珍妮打电话告诉我，她要去看一个圣迭戈当地的肝病专家，再次确定一下病情。她的一个朋友开车带她去。我告诉珍妮我爱她，之后我会给她打电话。

那天晚上，我打珍妮的手机，听到的却是语音留言。我想她可能在睡觉，因而发了个短信，让她给我回电话。到了第二天早晨，她既没给我回短信，也没给我留言。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生我的气了吗？她还好吗？有坏消息吗？每隔几个小时，我就打一遍电话。每次都是一样的回应：留言，留言，还是留言。

又过了几天时间，我还在菲尼克斯市。我尽量让自己专注工作，可是感觉越来越狂乱，简直无法自持。我给洛杉矶的一个挚友打电话，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他不假思索地说和我在圣迭戈见面，并建议我尽快赶到。在赶往机场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到达圣迭戈以后，我们该干什么。我没有珍妮朋友的电话。事实上，我连珍妮朋友姓什么都不知道。珍妮去看的那位肝病专家叫什么，我也一无所知。

想到这里，可怕的情景浮现在我脑海里。我不怕珍妮生我的气，而是开始担心珍妮已经不行了，别人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我。

就在我等着上飞机的时候，手机响了。珍妮打来的。“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的声音由担忧变为愤怒，大声质问道。

短暂的停顿。然后传来一个虚弱而纤细的声音，她的呼吸听起来十分吃力。

珍妮慢慢地解释说，她在医院作检查的时候，把自己的衣服、电脑和手机都交给了她朋友，让朋友帮她保管。医院的工作人员为珍妮作了超声检查，结果发现她的肝脏好好的。

他们还发现，珍妮胆管内有一个8厘米长的肿块，阻挡胆汁流向胆囊。

为了对那个肿块进行切片检查并疏通胆管，以便胆汁能从肝脏流出，珍妮作了一个紧急手术。手术用了几个小时。珍妮解释说，因为朋友拿着她的手机，她没办法打电话。在珍妮住院期间，那位朋友一直没开她的手机。由于做手术使用镇静剂，珍妮神志不清，没办法告诉朋友她想给我打电话，而她朋友也不了解珍妮的这个意愿。因此，在一连串的误解以及其他事情当中，我和珍妮度过了可怕的三天，彼此联系不上。

在那个时候，我和珍妮并没有一个如何保持通信联系的计划。等到一切状况突如其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要有这样一个计划。事后看来，我当时应该问清楚珍妮朋友的姓名和电话，还有珍妮去看的那位肝病专家的姓名。考虑到我们生活在天灾司空见惯的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应该有一个应急通信计划。

战胜病魔

做手术只是一个开端。珍妮的正式诊断结果是胆管癌，这真是令人难以接受。

珍妮马上开始接受化疗。她在斯坦福癌症治疗中心的输液中心一待就是几个小时。珍妮在那里用电脑看电影、听音乐来消磨时间。

等到5月，珍妮度过了癌症预后的初始阶段。她体重减轻了20磅，原本白皙粉嫩的皮肤变得蜡黄，布满斑斑点点。虽然蓝色的眼睛依然明亮，但她已经没有了笑容。

珍妮十分美丽。

可是我们走到了一个转折点。化疗无效，癌症进入晚期。我们能做的一切就是默默等待，彼此深爱，尽量减少珍妮的恐惧和痛苦。我们安排了临终关怀疗护，聘请了一个全职家庭护士。珍妮的母亲也过来跟我们同住，以便随时照顾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