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政治家们也会变成“囚徒困境”中的“囚徒”。迪克西特和奈尔伯夫的《策略思维》中讲了这么一个例子。

1984年，大多数政治家都很明白，美国联邦预算的赤字实在太高了。解决财政问题的基本思路，不外乎“节流”和“开源”。联邦的巨额开支每一笔都理据十足，所以裁减开支在政治上并不可行。这样一来，大幅增税应该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谁愿意担当政治领导角色，带头主张这么做呢？议会政治的政治家以讨好选民为己任，而增税是选民最不喜欢的事情。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沃尔特·蒙代尔（Walter Mondale）想要在自己的竞选活动当中为这么一个政策转变制造声势，却被罗纳德·里根打得落花流水，因为里根许诺“绝不加税”。1985年，这个议题陷入僵局，无论你怎么划分政治派别，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无论是政府还是国会，各方都希望把提出加税的主动权推给对方。

从各方的角度看，最好的结果在于，另一方有人提出加税和削减开支，他们因此不得不付出政治代价。反过来，假如自己提出这样的政策，而对方坚守被动局面，并不附和，自己就会落得最糟糕的下场。双方都知道，与同时坚守被动，眼看巨额赤字上升而无所作为相比，联合起来共同倡议加税和削减开支，共同分享荣誉也分担谴责，显然会对整个国家更有利，即便对他们自己的政治生涯，从长期而言也会有好处。

这样，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已经熟悉的表格，标明可能的策略和结果，将上述情况变成一个博弈。参与博弈的双方分别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为了表示谁更加倾向于怎么做，我们把每个结果按照各方的利益给出从1到4的排序，数字越小越好！每个格子左下角是共和党给出的排序，右上方是民主党给出的排序。

显而易见，对每一方而言，保持被动是一个优势策略。而这也是真实发生的事情，第99届国会根本没有作出任何加税决定。第99届国会确实通过了《格拉姆–鲁德曼–霍灵斯法》（Gramm-Rudman-Hollings Act），这一法案规定以后必须实行削减赤字政策。不过，这只是一种伪装，好像采取了行动，实际却推迟了作出艰难抉择的时间。这一目的与其说是通过限制财政支出的做法做到了，不如说只是玩弄了一下会计上的小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