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沃尔资本管理公司对赌次级抵押贷款债券的赌注已经4倍于它的资本，从3 000万美元增加到了亿美元，但是它的三位创始人从来都没有过开香槟庆祝的时刻。“我们总是在想，怎么把我们的钱放到安全的地方？”本·霍克特说。以前，他们没有钱。现在，他们有钱了，但是他们担心他们没有能力保管好自己的财富。天然自成的方式有点折磨人，他们现在正在学习，却更加折磨人。他们在花时间考虑，那些靠感觉做对的人（也就是他们自己）怎样才能保持这种能够使他们作出正确决策的缺乏自信、充满疑虑和不确定的能力。你对自己和自己的判断越是深信不疑，就越难找到由于担心自己最终很可能会做错的而带来的那些机会。

高风险的赌博从某种角度看，是年轻人的游戏。查理·莱德利和加米·麦不再感觉自己很年轻，也无法表现得很年轻了。查理现在患有偏头痛，而且对接下来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非常无奈。“我认为现在存在某些对我们的民主具有根本性威胁的问题，”查理说，“因为我想，人们有了这么一种感觉，认为这个体系被操纵了，而我们也很难说它没有。”他和加米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如何打击他们认为已经彻底腐烂的金融体系。比如，他们制订了一个计划，试图对评级机构进行报复。他们组建了一个非营利的法律实体，其主要目的是起诉穆迪和标准普尔，并且捐钱给那些因为投资三A级证券而亏损的投资人。

正如加米所说的：“我们的计划是去告诉每一个投资人，你们不知道自己多么可悲地被欺骗了。你们真的应该起诉。”因为他们与华尔街大公司以及那些靠他们吃饭的人之间的关系一直以来并不融洽，他们不敢找纽约的律师。他们跑到缅因州的波特兰，找到了一家愿意听他们诉说的律师事务所。“他们的反应好像在说，‘你们这帮家伙就是榆木脑袋’。”查理说。缅因州的律师告诉他们，因为评级不够精确而起诉评级机构，就跟一辆汽车因车祸被撞毁后起诉为汽车做过广告的《汽车族》杂志一样。

查理认识一位研究金融危机史的著名的历史学家，那是他过去的教授，他给他打了电话。“这些电话通常在夜里很晚的时候才会打来，”这位历史学家说，他希望不要公布他的名字。“而且一般都讲得很长。我记得他劈头就问，‘你知道什么是夹层担保债务权证吗？’他开始跟我解释它的工作原理：华尔街投资银行怎么哄骗评级机构给一堆垃圾贷款以漂亮的赞美；这种方式怎么样使得借给普通美国人数万亿美元贷款成为可能；普通美国人为了获得贷款怎么样高兴地编造谎言；把贷款转成被认为没有任何风险的证券的机制又是有多么的复杂，复杂到投资人都无法进行风险评估；问题怎么样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注定要以灾难性的结果收场，并且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和政治后果。他想谈他的推断，”这名历史学家说，“而且想知道我是否会认为他是榆木脑袋。他问我美联储是否会购买抵押贷款，我说可能性不大。对于美联储来说，如果有了这样的想法，那会是场巨大的灾难。”让这位杰出的金融史学家印象深刻的，除了这个事件中那些令人警醒的事实外，还有……他第一次听到这些事情居然是出自查理·莱德利之口。“我是否可以说，查理·莱德利可能会把它看成是自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他说：“不会。”不是因为查理愚蠢，根本不是。是因为查理不属于理财圈里。“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一个现实的人，”教授说，“以任何一种方式看他都不是受金钱驱动的人。他会怒火中烧。他把这看成是一种非常个人的方式。”

尽管如此，2008年9月18日的早晨，查理·莱德利还是被惊得跳起来了。他和加米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他们的彭博终端前面看着新闻不停地滚动，一直到前一天，17日，星期三，这都是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华尔街大公司宣布的在次级抵押贷款债券上的亏损开始变得巨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美林在开始的时候说他们亏损了70亿美元，现在承认这个数字是500亿美元。花旗集团大约概有60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损失90亿美元以上，后面还有些什么，谁也不清楚。“在对现状的解释中，我们错了，”查理说，“我们以为他们把三A级担保债务权证产品卖给了像韩国农业公司这样的企业。他们被摧毁的事实说明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都自己留下了。”

华尔街大公司曾经留给人们的是很精明和很自私的形象，现在却都变成了一班蠢材。那些管理这些公司的人不懂自己的业务，而他们的监管者显然更不懂。查理和加米总是认为有一些他们不认识的成年人在负责着金融体系的运转，现在他们看出来了，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野兽的肚子，”查理说，“我们看到尸体被抬了出来。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进去过。”彭博社的一条新闻标题吸引了加米的眼球，而且击碎了他的心：“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谈危机：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