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懂巴菲特和索罗斯的投资方法，融会贯通之后应用于我们自己的投资实践是我们向两位大师学习的目的。但是，投资方法来源于投资哲学和投资原则，如果我们只关注方法，显然是不够的。

任何人形成自己的原则都是建立在他人的思想、理念和价值观基础上的。所以投资思想是投资方法基础的基础。

巴菲特具有乐天性格。借用他自己说过的话，他出生于大恐慌年代，出生时美国股市已经崩盘，人们对危机的恐惧已经习惯。巴菲特对待危机的态度是尽全力规避危机，或是努力将危机的影响降到最小。需要指出的是，对危机不感到恐惧与努力减弱危机的影响存在根本的差异。

认识到危机是不可避免的，所有人都会受到危机的影响，与害怕危机出现的想法是根本不同的。不过，巴菲特一方面具有乐天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利用危机带来的机会进行投资，二者看起来似乎相互矛盾。

巴菲特的投资原则包括减弱危机的影响乃至从根本上避免危机，这些原则是乐天的巴菲特自己总结出来的。可以这么说，他的投资原则又反过来影响了巴菲特的性格，性格与投资原则相互影响，成为巴菲特的特征之一。

索罗斯的情况也类似。许多人误以为索罗斯总是对危机充满恐惧，担心危机随时出现，面对危机会坐立不安。很明显索罗斯并非那样的性格，他伟大的投资风格与普通人的看法相差很远。我们有理由相信索罗斯的心态十分优秀。

分析索罗斯和巴菲特的内心世界以及两人想法的外在表现，有助于理解他们的投资哲学。

1.现实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

与市场上大多数参与者一样，索罗斯和巴菲特不能容忍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也不能容忍某些人或制度成为自由市场发展的障碍。但两人又有所不同，巴菲特并没有做出维护体系的行为，索罗斯则不然。基于幼年时期的痛苦记忆和自己开放的社会理念，索罗斯有自己一整套的哲学思考，他在实际行动中努力扩大自由民主主义的影响。

巴菲特具有乐天的性格，他采取的态度是自然形成的。索罗斯有自己的信念，他选择与敌人无情地战斗。这并不难理解，我们能从他的经历中找到一些根据。

◆喜爱现实的巴菲特

巴菲特从未表现出思想的痛苦，这与索罗斯有很大差别。巴菲特是个百分之百的实用主义者，他的思维方式乃至投资理念都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巴菲特很少谈及所谓的主义、哲学，他更多的言论是关于怎样投资的，包括成功的投资方法、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运作方向、为人处世之道等。只要随便翻翻有关巴菲特的报道和书籍，很容易就会得出以上结论。

巴菲特的人生观、投资观、生活观等的共同点是：弄清自己的兴趣，找出自己喜欢做的事，然后集中精力，全身心投入。巴菲特生长在美国，美国是自由世界的典范，所以巴菲特没有被政府管制的经历。他的态度很单纯，不会对自己不感兴趣的领域感到苦闷。久而久之，巴菲特的态度就变得适应所处的社会。索罗斯身上所具有的苦闷、自我检查、自我反省、承受压力在巴菲特身上都找不到。

巴菲特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民主主义的国家，喝可乐吃汉堡、快乐地跳舞在巴菲特的脑海中都是理所当然的，他不会苦闷地思考到底民主主义为何物，他一直享受着民主主义带来的自由。需要指出的是，巴菲特并非是个超越了阶级主义的人，他在2003年写给股东的信中说，美国也存在阶级斗争。巴菲特在信中更是明确地指出，如果阶级斗争出现，他希望自己所在的阶级能够成为赢家。

巴菲特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阶级？巴菲特的父亲霍华德·巴菲特是美国共和党众议院议员，巴菲特本人后来加入了民主党，他曾在一次演讲中说自己不喜欢激进主义。我们可以猜测，巴菲特在心里认为像自己一样具有保守思想的精英应该掌握美国社会的主导权。

这些观点并非巴菲特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在演讲的现场用一种调侃的方式作的比喻。对巴菲特而言，最重要的是享受民主主义政治秩序的果实，快乐地从事自己喜欢的投资活动。索罗斯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并积极为之努力，类似的情况极少发生在巴菲特身上。

◆想要实现理想的索罗斯

索罗斯自称卡尔·波普的弟子，是开放社会理念的信徒。他讨厌所有与民主主义相对立的人，尤其是独裁者。即使是正在掌权的独裁国家领导人，索罗斯也丝毫不会顾及。索罗斯常在公开场合抨击他们，并资助那些国家的反独裁团体，支持他们推翻政府。因此索罗斯一度被许多国家领导人质疑是美国CIA（美国中央情报员）的情报人员。

从在自己祖国匈牙利开放进程中所做的努力可以看出，开放社会理念是索罗斯的信仰，他对自由民主主义有自己的执著。批评者针对的并非索罗斯为自由民主主义所做的努力，他们批评索罗斯通过民主进程而获利的行为。专制国家一旦完全开放，走上自由化道路，往往引发社会混乱。社会混乱恰恰是索罗斯所期待的，因为那会带来获利的好机会。所以，批评者们的观点认为索罗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自由民主主义扩散之后带给人民的痛苦，索罗斯是一个以金融力量为武器的政治家。

巴菲特站在投资者的立场，认为互联网并没有创造价值。索罗斯的想法完全相反，他认为信息的传播有利于自由化进程的推进。索罗斯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在匈牙利自由化过程中，“复印机”的普遍使用加速了信息的传播，索罗斯为自己当时为匈牙利提供了大量复印机引以为豪。由此可以看出，自由化的信念是与索罗斯的哲学信仰完全一致的。

索罗斯有自己的信念，为了达到目的，他会提前作充分的准备。索罗斯考虑全面，行事周到，在推进匈牙利自由化进程中的所作所为充分体现了索罗斯的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