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隐形学院已经被制度化，更名为英国皇家学院。接下来的100多年，英国皇家学院的成员—按照现代的定义都是业余爱好者—将肩负起推动人类学术界最重大进步的责任。“业余爱好者的典范”—这个说法的拉丁文词源是amare，意思是“去爱”，它的原型是“绅士学者”的意思，后来有所改动。

18世纪末19世纪初，工业革命进入第一阶段，对专业化的要求更高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讨论的重点就是专业化分工的原则。他写道：“到目前为止已基本成型的，每一个艺术领域的劳动分工程度，和它建设性力量的增长成正比。”正如斯密预测的那样，随着工业化的加剧，个人的工作职能逐渐简化为“某种简单的操作”。

19世纪，大学取代了贵族，成为研究资金的主要来源。成长中的美国和欧洲大学，出现了一批专业的学术机构。专业化出现后，许多更为严苛的方法论随之传播，在科学和艺术领域里，对业余爱好者的敌意逐渐扩散—随着商业市场的出现，科学和艺术也变得越来越追求专业化。

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在其1830年的著作《英格兰科学的衰落》中指责英国皇家学院开始变得老朽和庸俗，向那些最富有但往往最无关紧要的成员谄媚。巴贝奇提到，相比之下，因为重视价值和专业化，拿破仑·波拿巴统治下的法国学术研究系统繁荣兴旺—离开传统的资助人后，这些学术机构的存在完全依赖政府基金。

英国皇家学院的成员没有工资（一般也未经培训），他们的责任就是对某个项目有“传说中”的兴趣。英国皇家学院让曾经的绅士文化日渐乏味。自1831年起，政府为了抵制这种不良影响，成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巴贝奇的文章从那年开始有了深远的影响。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职业选择，正是出于对这种职业精神的领悟，他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年轻的时候，达尔文已经对植物学着迷，上大学后，他仍对此兴趣盎然。他的父亲是一位有名的医生，深信儿子应以宗教或医学为生。

但到了19世纪中叶，时代不同了。科学家团体日渐受到尊敬，借此，年轻的达尔文说服了父亲，乘坐“小猎犬”号轮船，踏上了自己宿命中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