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工业革命体现了斯密的劳动理论。工业革命中，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作比以往更加专业化，逐渐展现了一种令人惊讶的一流的效率。在美国密歇根的高地公园，亨利·福特的汽车装配车间里，这种效率达到巅峰。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学术机构中也出现了劳动分工，并在现代化研究型大学建立后出现了高潮。现在，本科教育和学术成就之间有着清晰的界线，教授们必须在日渐增多的纪律约束下工作。即使艺术和科学的分类细化，大学教育的重点还是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的文艺复兴理想上。为了适应上层社会对教育的需要，大学开始培养“多才多艺”的年轻人，毕业后他们将在正统的法律机构和大公司的办公室工作。我们的大学实质上仍然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产品，文艺复兴是一个时代的代表，那时模范公民能够使用钢笔、犁头和量角器。这是一件好事，它让每个人变得有趣和好奇，但这类人希望通过有意义的劳动获得有回报的人生。

这时，众包出现了。

专家过时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大学的课外活动还是老样子，但大学生的数量有所改变。美国军事法①使得中产阶层终于能够负担上大学的费用。根据大学委员会的统计，“从1940年起，25~29岁完成4年或超过4年大学学业的人口比例提高到原来的4倍”。

这也是一件好事。教育是推动信息经济向前发展的引擎，从金融服务到市场营销，它满足了日益增长的需求。但是，要求专业学位的公司越来越多，逐渐占了大多数，这与“自由教育”的观念相冲突。尽管近年来的趋势是，让学生倾向于取得诸如工程、商业、通信等能尽快学以致用的学位，但佐治亚大学高等教育教授希拉·斯劳特还是注意到，学生的课程中选修课占了大半。因此，即使是最专心致志的商学院学生也可能爱上艺术、历史；即使最全神贯注的人类学学生，就像我自己那样，也可能发展出对气象学的喜爱。“从创造‘游戏空间’来看，大学并不鼓励专业化。游戏空间，是鼓励学生尽可能地广泛尝试和体验。”斯劳特说。

斯劳特注意到，学生可能在上课时学到摄影或者播客之类的技能，但会非常迅速地将这些所学运用到他们的课余生活中。这些开始是选修内容，后来逐渐成为兴趣，在学生毕业后便成为副业。特别是如果能轻易在论坛上找到许多志趣相投的人，一起互动交流，这种可能性会更大。众包利用了一个事实：我们的兴趣比名片给人的遐想更多样化。

虽然大学生专门学习各种专业，但找到一份真正学以致用的工作的毕业生还是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