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得艺术学位的人比一般学位的数量增长更快，但只有少数学生会成为优秀的艺术家，并以此为生。如果留校，他们得到的也可能只是一个附属职位，薪水很少，缺乏保障。即使是这样，能获得这个职位的学生也不多。相比之下，较多的人会去找一份应用艺术的工作，比如插画或者设计，他们会因此深感幸运。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艺术专业，几乎没有一个科学专业能以“纯科学”生存，化学专业毕业的学生很可能成为某个投行的银行家或者管理咨询师，正如他能成为化学家一样，无须介意将自己的所学用于专业外的地方。

结果是，相当多的人在本职工作以外找到了他们认为最有意义、最具回报的劳动内容。众包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了，它是利用业余爱好者创造出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多的人获得更高的学位，无意中给了非专业人士与专家同台竞技的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对专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欣然接受了业余爱好者，这奇怪吗？那些曾认为“如果我在那个位置，我也能做他的工作”的人，现在可以印证自己的想法了。人们喜欢的是和自己一样的人，而不是专家、理论家，或者电视节目里夸夸其谈的人。广受欢迎的“真人秀”无疑是这种集体狂热的表现，然而这个主题其实在我们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所体现。

事实上，公众对专家的信任度从未如此之低。2006年12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在公众信任度和尊敬度的排名中，政客仅排在汽车推销员之前，记者以微弱优势险胜政客。

这样的调查给了人们一种误导：大众仅仅是对“专家一族”不抱幻想了，其实那还不是问题的核心—由于知识上的鸿沟，专家和大众曾有着难以改变的差距，现在这种鸿沟已经缩小了。过去，专家获得独家信息，然后向大众翻译；律师在法学院学习我们法律系统的秘密；记者建立人脉，获得内部信息，以完成他们的报道；政治家拥有获取信息的特权，或者是拥有进入（政府）机构的一扇窗口。而今这样的工作方式已成记忆。互联网与这个封闭的系统相对立，它的定义是：由众多节点组成，能够快速而轻易地传播信息。互联网让所有的等级制度化为乌有。现在人们常挂在嘴边的“信息想要免费”，是由一位名叫斯图尔特·布兰德的作家在1984年的一次会议上首次提出的—这句话和字面意思无关，主要是说，万维网的设计颠覆了围绕信息的收费问题。

简单地说，人类已经拥有了足够的知识，曾经神秘的世界不再神秘。通过互联网，业余爱好者可以获得和专家一样多的信息。2007年3月，极受欢迎的左翼政治博客“谈话要点备忘录”（Talking Points Memo）请读者帮助仔细搜索由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上千个文件，这些文件与美国司法部长冈萨雷斯管理的美国律师公司有关，其中一些文件因为非法而受到指控。这和奥特朋协会或者康奈尔实验室的鸟类学家采用的方式一样，群众的眼睛是种强大的力量，要学会利用它。结果，“谈话要点备忘录”的调查记者揭露了司法部内部的一些政治操纵行为。信息在民主化方面远远超过了政治，也超越了法律、媒体和医学。

正如我们在鸟类学的案例中看到的，众包已经影响了那些看似最强烈抵制它的领域，比如科学研究。对影响其他工业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科学也无法免疫。“很多在华尔街做股票分析的人都拥有理论物理的博士学位。”肖恩·卡尔森指出。他在建立“业余科学家社团”方面的杰出表现让他赢得了麦克阿瑟基金天才奖。

“他们的‘初恋’是科学，所以利用回家后的时间再一次实践纯科学。”卡尔森自己有一个核物理的博士学位，但他在1994年建立了业余科学家社团，他相信，“普通人也能参与到非凡的科学事业中来。事实证明，科技很伟大，它帮助我们实现人人平等。”卡尔森提到，类似鸟类学和天文学这样的领域，在收集原始数据方面已经开始日渐依赖业余爱好者。

随着互联网对知识的传播，业余爱好者也开始帮助专家进行数据分析。iStockphoto发掘出数量激增的众多优秀摄影师，他们的专职工作与摄影无关。一个叫做“创新中心”的公司正在想办法开发才华横溢、人数众多的科学家的才能，他们最有意义的项目都是在临时搭建的实验室里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