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考虑了好几天，我身边很多人，包括家里人都反对，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而且你做这种事情之后，可能会很影响你。我自己也有顾虑，要是到了作协主席这样位置的话，那么我就是一个既得利益者了，当我成为一个既得利益者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对社会上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我还能不能在公开场合继续批评，继续我过去那样的发言。

我迟疑了好长时间。经过跟老同学反复协商，大家还是觉得，无论如何你还是要出任，先试试看，行不行再说。万一哪天我觉得不方便了，打个辞职报告不干了就行了。现在看来，现在政治的环境，说实在话，从我们这群从八十年代，甚至从七十年代走过来的人的角度来看，确实比较宽松，确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大的说话的余地，而且现在的官员们，也能够听得进一些不同的观点，这是实在话。

我是觉得从这点，可以看到一个社会的进步，看到一个社会的开放。社会始终是在往前走的，至少从我个人体会上是这样。

我文学作品中的武汉印象

回过头来讲，我从两岁搬到武汉来之后，就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过武汉，连续离开武汉最长的时间，也就不到一个月。有一年去美国访问，前后加起来有一个月，这是最长的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武汉这个城市。

实际上，虽然我的祖籍不是武汉，出生地也不在武汉，但是我所有的经历，所有的成长机会全部都在这个城市。即使我想不热爱武汉这个城市，都不可能。

童年的时候，我经常听到父亲在家里发牢骚，说不喜欢武汉。他对武汉最恨的有两点，第一个是武汉太脏了，第二点是武汉人太凶了。我多少也是受到父亲一定的影响的。

在武汉生活了三十多年之后，有一次电视台派我到北京去学习，当时正好是过年，一个人住在北京的宾馆里面（大家都回去过年了），就突然想家——想武汉了，突然感觉到了武汉这个城市对我的意义，毕竟它已经在我的人生中占据了三十多年的时光。出门的时候，乡愁所寄是哪里？是武汉。闭着眼睛，想到的是哪里？是武汉。我的同学、朋友、亲人也都在武汉。所以这个城市，已经超越祖籍或者出生地了，它就是家乡。

从那次开始，回过头再重新看武汉，我开始比较理智地分析父亲对武汉的感觉。父亲当时之所以不喜欢武汉，第一武汉确实是社会条件比较差，脏是肯定的。现在武汉也不算干净，脏这一点，我到现在也觉得父亲说得对。

但武汉人凶，我觉得是外地人的一种误解，主要是武汉人语言、语音造成的。武汉的语言降调的多，语气听来有点硬朗，给人的感觉就有点凶。其实，这跟武汉人的态度没有关系的，我们需要重新认识武汉。

从父亲1955年调来武汉到1972年父亲去世，这些年实际上是国家政治环境最恶劣的年头。他们这些知识分子那时是永远不顺、永远受批评、永远做检讨的。从“反右”到“文革”，父亲的工作状态和心境都非常恶劣。那会儿由于心情的原因，他也迁怒于自己生活的环境和生活的地点了。

1. 《武汉人》

我真正认识武汉，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当时浙江人民出版社要出一套《成都人》、《武汉人》、《南京人》的书，他们约我写一下《武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