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奉行“求知识于世界”的开放态度向西方学习，然后对日本全面而彻底的改革。中国洋务派只“师夷长技”，而对中国政体盲目自信。梁启超曾经批评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何为本，何为末，后人看来似乎了然。今日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强国之路仍任重道远。以史为鉴，方能洞明。

没有伤及中国封建政体的洋务运动注定产生悲剧的结局。摧枯拉朽的腐朽政体生出了官僚资本主义“怪胎”，官僚商人、买办商人粉墨登场。

轮船招商局成立半年时间出现严重亏损，当时的创办人、候补知府朱其昂被迫辞职。1873年7 月，上海买办商人唐廷枢入主招商局，任总办。这是轮船招商局兴盛的转折点，也是唐廷枢人生的转折点，从此由外国洋行买办转变为洋务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轮船招商局按照“公司化”经营，将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但是谁来掌控经营权呢？“学而优则仕”，接受传统教育的官僚不懂也不愿意经营企业。此时，买办阶层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买办，实际上就是服务于在华跨国企业的经纪人，是中国商业历史上一个特殊阶层，起源于明末清初，专门为外商贸易服务。清朝乾隆年间，全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口岸广东十三行培养出中国第一批买办集团——广东香山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开放厦门、宁波、上海等口岸，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太古洋行、宝顺洋行纷纷进入中国，很快兴起了以席正甫为代表的东山买办、以朱葆三、虞洽卿为代表的宁波买办。

到19世纪末，超过900家洋行入华，光上海外滩就集合了东亚银行、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渣打银行、横滨正金银行等，上海也就成为了当时东亚金融中心。大量外资企业入华也改变了中国阶级结构，其代言人买办阶层人数暴增，由1854年的50人发展到1900年的20000人。买办俨然成为当时财富最为集中、具有相当影响力的阶层，也是中国职业经理人的鼻祖。

与中国传统家族化商人不同的是，买办作为外企在华利益代言人，精通英文、算术和经营管理，并游刃有余地穿梭于外商和中国关联之间，从中牟取暴利。鉴于这种优势，李鸿章将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三位香山帮买办收为麾下，服务于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

唐廷枢，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早年入教会学校，精通英文，接受正规的西方教育，中国留美第一人容闳便是他的同学，后入海关做过翻译。而立之年唐廷枢进入当时最大的在华洋行——怡和洋行，代理生意，两年后晋升为买办。在怡和洋行的十年买办生涯中(1863～1872年)，唐廷枢极大地发挥了他经营企业的才华，除了为怡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以及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业务之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涉足内地的矿产开采。怡和洋行也蒸蒸日上、不可一世。对英商怡和洋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后来唐氏家族从唐廷枢经唐廷植、唐杰臣到唐纪常，单在怡和洋行一家四任买办，为时达半个世纪以上。唐廷枢也就成为中国买办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