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大多数买办的经历相似，徐润少年进入宝顺洋行当学徒。宝顺洋行，又名颠地洋行，是英国大鸦片走私贩子、鸦片战争的竭力煽动者颠地所创，主要经营鸦片、生丝和茶叶贸易。在徐润的经营下，宝顺洋行很快成为怡和洋行和旗昌洋行匹敌的行业，徐润也从主账晋升为总买办。1866年，伦敦爆发金融危机，英国银行遭受严重冲击，宝顺洋行的航运业务被旗昌收编。徐润离开宝顺洋行后受李鸿章邀请，便决定与好友唐廷枢共同经营轮船招商局。

唐廷枢和徐润，浸淫商业多年又谙熟中国人情世故，二公携手开创了中国商业历史的诸多神话。在击败旗昌洋行、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联合包夹之后，轮船招商局“蛇吞象”收购了旗昌洋行，盛极一时，洋务运动也进入了一个鼎盛的高潮。

除了唐廷枢、徐润两大广东香山帮买办，另外一大买办郑观应也进入了李鸿章的视野。郑观应与唐廷枢、徐润关系复杂，与唐家有亲戚关系，与徐家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郑观应出身买办世家，17岁入宝顺洋行学徒，31岁任太古洋行的轮船公司总买办。郑观应年轻有为、经营有方，领带刚创办的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后来居上。在轮船招商局收购美国旗昌洋行后，太古洋行轮船公司和轮船招商局签订“齐价合同”，并驾齐驱垄断长江航运。

鲜为人知的是，在唐廷枢的劝说下，郑观应成为了轮船招商局的股东。李鸿章一再向郑观应发出邀请，想将其为招商局所用。与唐、徐不同的是，郑观应除了精通经营，还具有完整的维新思想。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思想不同的是，郑观应倡导“仿泰西之良法”。因此，郑观应显然对官办、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并不看好。他担心的是，一方面“官督商办之局，全操在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无意外之虑”；另一方面“虽然我公现蒙李傅相器重，恐将来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辅相，遽易他人，误听排挤者谗言，不问是非，不念昔日办事者之劳，任意黜陟，调剂私人”。

在郑观应“殊难臆决”之时，李鸿章向朝廷上奏恳请将郑观应“一门好善”的事迹载入广东省志和县的县志以示表彰。如此荣耀幸事，郑观应自然“感悚交集”。他还担忧轮船招商局若经营不善，“我国无轮船往来各通商口岸，更为外人所欺辱”。

感于知遇之恩，忧于外人欺辱，郑观应犹豫再三还是告别了备受器重的太古洋行，转投轮船招商局。然而，不幸的是，郑观应的担忧在日后一一应验。而这一历史逆流的积极推动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盛宣怀。

洋务派将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三大雄才招于麾下，洋务企业盛极一时。自招商局开公开募股之先河，众多洋务企业纷纷效仿，1882年到1887年间，有过股票买卖交易记录的企业达36家。股市价格更是一路飞涨，轮船招商局募股面额为100两，市价达到253两；上海机器织布局、开平矿务局、湖北长乐铜矿、热河平泉铜矿和湖北鹤峰铜矿的股票（面额均为100两），市价分别为110两、两、168两、256两和155两。这些企业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股份制企业。

然而就在洋务运动最为兴盛的时候，一直觊觎招商局高位的盛宣怀策动夺权阴谋，将唐、徐二人排挤，如愿以偿的身兼督办、总办二职。同时，他还逼迫股东撤股，策动产权变革。最终，招商局成为了一家官商一体、“盛”极一时的官僚企业。官僚化、国有化的运动，无疑在推动历史逆流。不过，如此产权变革、官商争夺一直纠缠着中国百年商业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