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30余年中，无论是国家的科研和教育投入，还是企业自身的研发投入，都长期处于相对较低水平。这种情况下，经济还能取得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因素即是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低价格。所以，中国的GDP增速虽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速却远落后于这个幅度。比较一下日本就更清楚。日本在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其工资的增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19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这一段路程大概用了30年时间；而1978年~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显然，单用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是无法解释的。因为无论是日本还是印度，其人口密度都要比中国大，而内部市场潜力又要比中国小。

那么，中国用超低的劳动力价格，是否换来了强大的竞争力呢？统计显示，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

可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且非常脆弱的比较成本优势，但这种以低福利标准为代价换取的竞争力的办法，却是一种典型的竞次。作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借口避免工人失业而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绝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

200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与这种“竞次”策略存在一定的关系。马克思曾警告：“一切真正的危机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由于资本的利益机制在于以最小的劳动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所以，劳动者的工资总是被不断压缩，消费市场相对缩小。当劳动者的工资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时，生产出来的商品本身无法消费，必然要向外寻求市场。生产得越多，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也就越大。而越依赖外部市场，反过来就越要压低产品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打垮其他竞争者，保障产品的出口。

在经济繁荣时期，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流动性过剩。因为国家出口换来的外汇完全由央行买单，巨额的基础货币发行一方面导致物价上涨，严重者形成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多余的货币必然要寻找升值的途径，而股市和楼市则是两个升值最快的领域。这就是前两年国内出现通胀和流动性过剩的原因所在。但是，外需一旦恶化，出口企业就势必会受到毁灭性打击。在出口占中国经济的比重很高的情况下，出口的剧降引起国内经济的快速下滑。由于此时消费跟不上，于是就出现生产能力过剩的危机。这就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难题。

四、变革体制实现经济更有质量的增长

中国发展的代价及上述种种问题与传统的、粗放式的发展方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发展方式又与政府主导经济的体制有关。

如上所述，中国在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要转变增长方式，但是一直到现在，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亟待解决的命题，而且前两年在应对危机采取的诸多举措中，这种传统的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还进一步得到加强。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指出，旧体制遗留下来一些不良的“东西”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第一，是各级地方政府保持着对土地、信贷等各种重要资源的配置权力；第二，是以GDP增长作为考核各级地方政府政绩的主要标志；第三，现行增值税使得各级政府过分关注产值的增长。因此，在现行政绩标准和财税体制压力以及扭曲的要素价格支持下，许多政府官员把“结构调整”理解为大量投入土地、信贷等资源，营建“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造成了大规模投资和产业结构“重型化”的热潮。而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例如，不能有效地配置资源；放松技术创新和提高效率的努力；造成煤电油运及其他资源的高度紧张；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增加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抑制服务业的发展；引发短期的和长期的金融问题。［4］

世界银行驻中国代表处经济部前主任、首席经济学家迪帕克博士认为，过去中国的增长较多依靠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投入，而中国未来的持续增长主要应该来源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