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创立东亚研究中心之前，费正清就已经开始培养杰出的学生以壮大中国研究队伍。他早期的学生中有一个名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4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来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的第一本书《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哈佛大学出版社，1953），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启人深思的学者的地位。他在他的第二本书《儒教中国及其当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58）中提出，在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已经死了，传统的价值在中国人中已经没有什么影响，这引起了业内外广泛的争论。1969年，他悲剧性的溺死给中国研究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詹森（Marius Jansen）是研究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的学者，他从费正清那里得到了很多鼓励和帮助。他先后在华盛顿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任职。1950年，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在费正清的指导下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获得博士学位。芮玛丽的先生是专攻中国佛教思想和儒家思想的学者芮鹤寿（Arthur Wright）（194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和她先生一样，芮玛丽先后成为斯坦福和耶鲁的著名教授。她是研究同治中兴（1862～1874）和1911年辛亥革命的专家。在斯坦福的时候，她负责监督胡佛研究所有关中国共产主义的文献典藏的发展情况。她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也是一个不掩饰自己观点的实在人。莫菲（Rhoads Murphy，1950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前，于二战期间在中国工作，担任美国友人服务委员会（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的救护车司机。他后来撰写了一些关于亚洲的城市的作品，还写了一些有关人、地理、气候之间关系的著作。他热爱教学，喜欢和学生在一起。他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退休后，仍然坚持在密歇根工作，直到2004年才完全退休离开学校。刘广京（Liu Kwang-Ching，1956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在美国朋友中被称为“K.C.”。他在自己早年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出版了《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1862～1874》（Anglo-American Steamship Rivary in China，1862-1874，哈佛大学出版社，1962）。他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任教多年。他最近的作品是与谢克（Richard Shek）合编的《晚清的异端邪说》（Heterodox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火奴鲁鲁：夏威夷大学出版社，2004）。

克雷格（1959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曾在阿默斯特-马萨诸塞大学（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任教，后来回到哈佛大学，此后便一直在哈佛执教，没再离开。费正清和赖世和请他合开一门课，这门课程是关于亚洲的导论课，本科生和研究生都可以上，通常被称为稻田课程（“Rice Paddies”），后来他还应邀参加费正清和赖世和正在进行的一套教科书的编纂工作。这套教科书中第一本就是《东亚：大传统》（East Asia：The Great Tradition），该书1960年由米福林（Houghton Mifflin）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因为赖世和去了东京担任美国驻日大使，克雷格帮助写了第二部《东亚：现代转型》(East Asia：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1965年由米福林出版社在纽约出版。克雷格还写了第三部，即第一、二部的精华版《东亚：传统与转型》(East Aisa：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1973年由米福林出版社在纽约出版。（此外，克雷格在1976年至1987年还被任命为哈佛燕京学社的主任。）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二十多年间，这些书是美国大学东亚教学的主要教科书，它们奠定了英语世界中亚洲研究的标准。这些教科书明白晓畅，图文并茂，反映了当时美国东亚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这些教科书被认为是在当时称为“稻田课程”的课程讲义基础上写成的。这是费正清把中国研究融入美国主流学术的努力的一部分。此前，亚洲研究在哈佛似乎被孤立了，而费正清则成功地使亚洲研究在历史、政府、经济学、社会学等系获得了认可和接受。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