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 年：形势一片大好，肚子咕咕叫

1959 冬到1960 秋，某作家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一年，跟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可自公社化后，农民劳动不出力，土地撂了荒。于是“三同”变成“二同”── 同饿，同睡（饿着肚子种不了地，吃了就睡，地里不长粮食，恶性循环）。家家砸锅平灶，吃大食堂，每人一天二两多粮食，掺些苞米芯辗成的麸皮或棉花叶之类，一日两餐，一大盆刷锅水似的稀汤。撑得肚子鼓鼓的，直不起腰，只频频撒尿。但渣滓拉不出来。脸和四肢都浮肿，最后肿到肚皮以上，胀破皮流黄水，不少人就这样瘫下去完了。村里已没有劳动力抬尸体，这任务就落在下放干部身上，因下放干部挨饿的时间还不长，体力还未曾完全崩溃。

回京前，领队的就向大家打了招呼，说现在北京正在“反右倾”，回家不要说农村的情况，就说三面红旗改变了农村的面貌，形势一片大好！

作家形容说：饥荒就像漫天的洪水，先是农村包围城市，然后淹没了中小城市，最后，连北京这个全国的制高点也淹没了，只是淹得浅些，刚淹到脖子，不像农村那样大片的饿死人（后来在报上读到河南某专区的副书记回忆文章，说他所在的专区就饿死40 多万人）。

在北京，每月定量还能维持27 斤硬邦邦的粮食，让农民知道会羡慕死了！但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可入口的东西填补，更谈不上什么肉和植物油。扎在这干巴巴的27 斤粮上，若放开肚皮吃，兴许还管不了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