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耳朵和剧组的头头于会泳、刘庆棠的舌头是相通的。这个特殊现象，狄福才一开始并不知道。有时狄福才从江青那里回来，传达指示时，主要着重正面传达，有意挑一些有利于团结地拍摄的指示传达，不全文宣读。他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产生更多的矛盾。可是在他传达以后，马上就会受到于会泳的指责：你为什么要压制首长的指示，封锁党的声音？表面上对剧组客客气气，实际心早就偏到摄制组一边。首长叫军代表把屁股坐到剧组一边，为什么不执行？什么事情都护着摄制组。知道吗，摄制组里有特务、叛徒，小心站错线！

这简直是恫吓！狄福才气不打一处来：“我们执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就要搞好团结，不搞亲一个疏一个的事情。江青是毛主席的学生，她的指示只能代表她自己，这是她自己说的，不信你去问她。既然不能代表毛主席文艺路线，这为什么要全部告诉大家去执行？”

“江青的指示就是毛主席文艺路线的一部分！”于会泳也不示弱。

等狄福才明白了于会泳和江青的关系不同一般时，他的一言一行也早已留在江青秋后算账的账单上了。

小麻烦开始频频叩击狄福才的正常工作，江青的指责随时都会从天而降。

“样板戏”的拍摄班子由北影厂组织，有导演、摄影师、灯光、置景以及剪辑人员，就像现在一方出演员，一方出导演那样合作拍摄。应该说，导演的权力最大，谁上什么镜头，谁适合演什么，导演说了算。可在“文革”这个特殊时期，正好颠了个儿，“样板戏”剧团的权力最大，谁上多少镜头，谁要有特写，剧团说了算。而导演次之，他要看剧团人的脸色，小心翼翼安排角色的镜头。

有一次，有位上海演员来北京，找到剧组的住地，正好是午休时间，在门口被传达盘问了几句，她就有点不开心。那天统计吃饭人数时，又没有事先将这位演员统计进去，到吃饭时才发觉，赶快补上名单。演员虽然吃到了饭，可是心里老是觉得摄制组不欢迎她。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于会泳知道了，他借题发挥向江青告了一状，说北影厂来的剧务主任，以前是齐燕铭的秘书，人非常坏，他有意不给上海来的演员饭吃，存心和我们剧组过不去！江青一听，还得了，和“样板”剧团过不去，是和她过不去！她也不作调查，就命令狄福才立即将破坏“样板戏”的剧务主任调回北影厂，组织群众批斗。

这不是给狄福才出难题吗？所谓剧务主任“破坏样板戏”事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根本就不是什么“破坏”事件，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况且说来说去，还是于会泳在背后作祟，故意小题大做，想杀鸡示猴，让摄制组的人知道他的权势。

狄福才接到江青这个蛮横的“指示”后，做了一点儿小手脚，他先将剧务主任调回厂，向江青说是送去接受群众批斗的，其实是将剧务主任保护起来。他觉得剧务主任根本没有和剧团过不去，即使有错那也是工作上的粗心，绝不是有意破坏“样板戏”。怎么可以组织群众批斗呢？他到北影厂只字不提江青的指示，而是通知厂里重新安排剧务主任的工作。后来狄福才见风头松了点，又将剧务主任调到舞剧《红色娘子军》电影的拍摄中“官复原职”。

狄福才这样做在那个打小报告盛行的年代里休想能瞒天过海，至少是瞒不过江青的，因为有于会泳的眼睛盯着。

过了几天，江青找狄福才问话：“你为什么将剧务主任放回厂里？”

狄福才已经摸透了江青的脾气，不能硬顶而是绕圈子，几个圈一绕，保准江青一会儿就不耐烦了，挥挥手叫你走。“剧务主任是根据于会泳同志的意见，放回厂里的。他说是江青同志的指示。”

“我的指示？”江青开始迷糊了，“我是叫他回厂接受群众批斗的，他不是破坏样板戏吗？”“事情不是像于会泳讲的那样……”狄福才抓住江青的问话，替剧务主任辩护了起来。江青听完狄福才的话，好像有点不服气，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出入？

“不论怎么说，这个剧务主任有轻视演员不将样板戏放在重要位置的思想，还是要好好整顿整顿的。你也有责任，没有抓好思想工作。”江青开始降调了，不像一开始那么厉害了。为了维护她的“旗手”尊严，她又批评了狄福才好几次，才将这件事情平息下去。如果当时狄福才按江青的指示办，那么“样板戏”史书里又要多一个无辜人的冤案。

表面上这件事情好像过去，如缓缓流淌的河水，流走的是水，留下来的却是沉甸甸的石子。这一个个矛盾像石子般沉在双方的心里，平静下面的矛盾更加激化，为一点儿小事也会轻而易举掀起轩然大波！

每逢出现新的矛盾，江青不是寻找解决矛盾的方法，而是寻找“靶子”扫射，加深矛盾，她的“靶子”总是在剧组以外寻找。

继“剧务主任事件”之后，驾驶员又成了破坏“样板戏”的“嫌疑犯”。因为驾驶员是警卫局带去的，不是剧组的人。当时办公厅让狄福才派警卫局的驾驶员为剧组演员开车，就是为了剧组安全着想的。哪知，驾驶员从中南海里出来，因看不惯个别演员的懒散、傲慢作风，时时表露出抵触情绪。有一次，司机为“样板戏”演出拉道具，到了演出场地，见演员们也不来帮他卸车，就赌气不卸车，让演出的道具箱子放在车上，反正是你们演出，你们不急我急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