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叫过童祥苓，把自己的皮帽扣在他的头上，然后歪着头欣赏了一下。“于会泳，你也戴戴，大家研究嘛。”于会泳接过江青的帽子，试了试。“嗯，毛可以再短些。”江青叹道。对京戏一窍不通，很少发表意见的姚文元见大家都在谈穿戴，也可插上几句嘴，他指指童祥苓说道：“不要把脸压下去，帽子要往上戴戴。你的腰带，也扎得太靠下，往下扎了就会显得上身太长，不美。”

大家又由此议论起腰带问题。最后，大衣、靴子、皮带、围巾，没有一件不被指责。

江青尤其对大衣的皮毛不满。剧组向她介绍说，上海的工人很支持“样板戏”，仅皮毛一项，就做了18种样品供剧组选择。江青听了哈哈大笑，满意地点着头说：“好！那就选一种毛短、带卷的吧！”

周恩来只对几处唱腔和舞蹈动作提了意见，没有参与服装鞋帽的讨论。

周恩来说到唱腔，这倒提醒了江青。她就势提出一句关键唱词——杨子荣“迎来春色换人间”一句，其中的“色”字，就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要告诉演员，演唱时，一定要吐清楚这个字。江青高声叫着：“康老查了这个字，‘色’字音在‘十三辙’中念‘塞’音。哼，资产阶级权威总是在这些地方敲我们。以为我们不懂，不知道。可是，你们没唱出来这个字，下没下工夫我不知道，反正我听不到这个字。要好好研究分析问题出在哪里。”“还有，”江青最后又正色道，“童祥苓，你怎么有点驼背？要挺直！沈金波，你也有驼的味儿。”江青最忌讳驼背，尤其是在舞台上。在她所树立的英雄形象上，她不止一次地训斥演员，演李玉和的钱浩梁、演郭建光的谭元寿，还有几个女演员，为驼背问题不知被她教训过多少次。江青十分注意英雄人物的形象，她多次指示，演兵的人一定要年轻、英俊、腰板挺直，“不能要老头子”。

江青不仅对舞台上的细节要求很严，对银幕上正面人物的表演也十分挑剔。在一次审查《智取威虎山》拍摄的样片时，江青看到小常宝向杨子荣控诉土匪罪状，悲愤地呼喊爹爹的镜头。“怎么眼里没有泪水？激情没有出来。”

拍摄时，这一组镜头要来来回回地拍，饰演常宝的演员要来来回回地唱，已经消耗掉很大的感情与体力，再来来回回地哭，确实难以为之，更何况，演员动用了真情，哭起来，声音就没了，怎么还能再唱呢！

摄制组告诉江青说常宝的眼睛已经滴了甘油。“滴了甘油？在哪？我一点眼泪也没看见，要滴上晶莹的泪水！”谁也不知道江青所言的“泪水”是指什么。银幕上，常宝唱道“我娘却跳涧身亡……娘啊……”

“这儿也要看见泪珠！”江青说。“有的。”旁边有人应了一声。

“有？有什么？”江青狠狠地瞪着那个应声的人，“我看不出。泪水要用适当的光照着。你们这里缺少这道光。”

不仅是泪珠的闪光，就是普通的眼神光，江青也要求得极为细致、严格。眼睛的神采是突出人物内心的最好写照，她的英雄人物特别需要眼神光。

江青为最大限度地放射英雄的光彩，对摄影也提出了种种特殊的要求。

比如，拍正面英雄人物时，要多用仰角，要正面，光效要明亮；拍反面人物时，要多用俯角，侧面，光效要昏暗。

这种以“三突出”为中心的电影拍摄理论在《红灯记》影片李玉和与鸠山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赴宴斗鸠山”一场，场上只有李玉和与鸠山两人，你来我往、斗智斗勇唱完全场。戏的比重是一样的。但突出谁，却是重要的立场问题，如何突出，也是一个艰难的技术问题。导演除将镜头多给李玉和之外，在全景镜头里，李玉和总是在前景，呈正面，居画面中心。而鸠山则在后景，呈侧面，靠边站。当两人斗争进入高潮时，导演又安排了一组节奏强烈的对列镜头，仰拍李玉和近景，俯拍鸠山中景，在气势上使李玉和始终压制鸠山。

这一场的镜头得到了江青的肯定。

她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嗯！这就叫‘源于舞台，高于舞台’。”作为经验，这一场的镜头江青被作为范例，广为宣传。

以仰角拍摄英雄，并不是一剂万能药，有人“吃”反而出现毛病。

上海京剧团《海港》剧中主角方海珍的饰演者李丽芳，就属长方脸形，仰角拍摄，实在不是适合于她的最好角度，摄制组不敢改动，依旧机械地使用仰角拍摄。结果，使银幕上的方海珍显得又老又丑，手比脸还大，不但没有突出她、美化她，反而丑化了她。加上方海珍的妆粗犷有余，英俊不足，前一半是真眉，后一半是画的假眉，一遇到反侧光，后半部画上去的假眉就被吃掉了，反而损伤了英雄形象。

江青对此最不满意，不知挑过多少毛病。

“方海珍的头发真是岂有此理！后面有个包似的，像个老母鸡！”“你们还给方海珍穿粉红格子的衣服，你们自己说说俗气不俗气！”……

江青为了几个“样板戏”影片的拍摄可真称得上呕心沥血，但是总是让人不知所措。

演员演戏一般都是连贯的，感情好表现，唱段也能保持连贯性，一气呵成。

电影则不然。演员感情刚酝酿上来，唱上几句就要换下一个镜头了。而“样板戏”的主角们都不是电影演员，在镜头前翻来覆去地总唱一句，感情老是出不来。可江青偏偏对“样板戏”拍摄提出高标准要求——“激情”。

江青曾经对演员们说过：“激情，就是无产阶级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