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事学术研究的过程中，我对马克思的人格、爱情以及他的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是非常认同的，马克思成了我的人生导师、学术榜样。从我当时的知识结构来说，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上都了解了。中国哲学方面的东西主要是在大学期间学的。大学期间虽然比较崇洋，那个时候也把商务印书馆翻译的那套西方名著都买齐了，也看了，但是没怎么看懂。翻译出来的很多概念根本不知道指的是什么东西，尤其那会儿讲的那个“自在之物”特别难以理解。到后来看英文的时候，觉得挺好理解的。所以说，大学时期对马克思不感兴趣，西方哲学没真学懂。  

我在美国教中国哲学的底子主要是在大学期间打下的。还有小的时候，我父亲对中国哲学、中国古典名著是比较熟，这对我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后来才明白，父亲身上有好多人文方面的知识都是我应该学的，但那时感觉是些没有用的东西，所以没有多学，现在挺后悔。小时候认为没有用的很多东西，大了以后都意识到非常重要，但已经错过学习的时机了。西方伦理学是我上硕士时候的主要研究方向，但没有真正学懂。真正学懂西方哲学是在美国教中国哲学的时候，读了西方伦理学的英文版经典。

在读博士之前，我已毕业十年了，这期间一篇文章都没有发表过，主要还是打基础。在读博期间，基本上能够把中、西、马融会贯通，用马克思的理论进行整合，再用来研究国际政治伦理了。在国际政治伦理方面，我写了《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这本书，通过我自己的分析，得出了美国的多极化实际上是其称霸的战略布局的结论。这个结论到今天仍然还站得住脚。这个结论的得出真的得益于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在博士毕业的时候，我对用马克思的方法进行学术研究，这一点已经非常确定了。

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我到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任教。当时因为哲学系没有名额，所以系领导跟我谈的时候说，咱们走“两课”的名额进哲学系，条件是一定要教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公共课。当时我考虑到了这么几点：一个是自己对于清华大学非常敬仰，能够到清华工作，对我来说是非常荣幸的事。另一个是清华哲学系有非常优秀的学者，与这些学者群在一起，工作环境将非常好，能够近距离向他们学习。还有一点，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于我来说，我已经非常认同了。

但有一个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你认同，别人不一定认同。当时，有的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是不认同的。我自己虽然用了马克思的方法，也只是偷偷地用，而且有的时候还要尽量把马克思主义的痕迹抹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时西化还是蛮厉害的，连中国哲学都还没有热起来，还是个相当崇洋媚外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术标识。作为一个学者，你明目张胆地说你自己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在很大程度上会遭到一些学者的排挤。有的学者明着不说，但在暗地里会加以否定。那时我初涉学界，很容易在没有出头时就被灭掉。

再有一个原因是我当时没有信心能够让学生也接受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虚荣心是没有了，穿得好、吃得好、开什么高级车的虚荣没有了，但在学问方面，还是害怕被否定，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信心来应对这样的否定。如果有可能的话，自己还是不想进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圈子里来。

但由于自己太想进清华了，尤其是想进哲学系，所以就决定来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到清华我最初上的两门课：一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刚上这门课的时候压力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我是2000年7月到清华大学，2001年春季学期开始上两个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当时有一个班主要是以建筑学院的学生为主，另外一个班是计算机系的学生为主。当时我还上了另外一门课，叫伦理学与国际问题研究，那是一门选修课。一共三个课堂。

在这三个课堂中，最恐怖的就是建筑系那个课堂。那个课是周一的第一节上。当时我不知道建筑系的同学经常熬夜，熬夜以后缺勤现象非常严重。还有呢，星期一的上午，北京的同学有的还没有回学校，所以缺勤现象更加严重。作为一个新上这门课的教师，我站到讲台上，一点儿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会儿也好好地备课了，可第一次面对一群那么优秀的学生们，我还是相当缺乏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