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按教科书上的讲，看学生实在不感兴趣，然后我就开始提问，但当时提的问题是常识性的，学生觉得太小儿科了。本来人就不多，结果几次课下来，一百多人的课堂就剩下二十来人，迟到、缺席太严重了。我记得当时来班上听课的督导（好几位督导都到这个课堂上来听课）给我提出了很好的建议，但确实是自己当时的功力不足，教法也不对，而且教材也没吃透，所以这门课上得简直就是稀里哗啦的。

在我上这门课的时候，压力大到什么程度呢？先是在宿舍里躺着哭，躺在床上哭还不行，非得弄块毯子躺在地上哭，哭够了才去上课。有的时候宿舍里有人，就找个空厕所去哭。后来教务处已经跟我们系的领导说了，说你们这个老师得换了，不能让她再上了。当时我难受到了什么程度？在安静的地方已经哭不出来了。有一天晚上，我丈夫把我带到了一个迪厅里，舞厅里的声音特别大，我趴在桌子上号啕大哭。

那时我想，该怎么办呢？是不是要从清华出来呢？我想，如果不在清华的课堂上站起来，而是作为一个失败者，从清华撤走的话，我永远也找不到一个这么高的平台，来找回自己的信心了。而且我太喜欢清华了，真不想离开这个天高任鸟飞的地方。当时还有另外的两个课堂没有督导去听课，在那两个课堂上我已经开始用案例进行教学了，尽管那个时候还没有特别多地推行案例教学。我的那两个课堂基本都是围绕着热点讲自己熟悉的案例，那两个班就特别好，秩序也特别好，同学也特别地认同，出勤率非常高，后来我就想，恐怕只能靠这两个课堂了。

如果说这两个课堂立得住，那么我就还有机会在清华继续努力，我一定要找出一条适合学生、真的能让学生长本事的路来。现在想想，真的非常感谢当时哲学系领导们的支持，他们相信我能上好课。我请求他们不要听我的课，给我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他们让我把那一个学期的课上下来了。比较幸运的是，那会儿学生评分还是用纸版，马哲课就抽一个班来让学生评估。我抽的是计算机系的马哲课和伦理学与国际问题研究这两个班。这两个班的同学都给我打了特别高的分。如果抽建筑系这个班的话，我肯定是全校的最后一名。

有一次我们在学校体育馆听整顿学风的报告，王大中校长说，我们有一个课堂，学生的学风非常不好，说多长时间学生跑了多少，多长时间有多少学生缺席，最后到课的只有二十多个人。我想他讲的应该就是我的那个班。当时呢，王大中校长说还是学生的学风问题，我们的老师没有问题，因为这位老师讲的其他的课，课堂秩序都非常好。当时我真想站起来说，其实还是老师没有讲好。我相信，今天同样的课堂再让我去上，绝不是当时的效果了。现在我正在教比建筑系的学生要淘气得多的清华美院学生的课，感觉就很好了。

当时我还不知道到底怎么才能把理论讲活。从理论含金量来说，建筑系这个课堂的理论深度是够的，计算机系的马哲课和伦理学与国际问题研究这两个课堂在理论性上是很差的，是非常水的课。那么水的课，得了那么高的分。后来我就开始想，怎么才能够把深刻的理论与好的效果结合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