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担任着三个班的马哲课的教学，因为走不了，只好请老师代课。在这个时候，我们的主管副院长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你好好养病，我已经想好了，要把你后半学期的课全部代下来！当时我真的很感动，拿着电话就哭了。我本以为领导会打电话来说：我很忙，你还让我代课。他确实特别忙，但他没说自己特别忙。从此我对他产生了非常大的信任感。

人一生当中可能会遇到很多让你感动的事情，它会影响你的人生。当时我瘸吧瘸吧地还能走，我坚持着把那个学期的课上完了。后来吃了一些中药，对这个病有缓解。到2006年5月的时候，我走路已经非常困难，只能坐着给学生上课了。

这时候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要做手术。我是过敏体质，有的抗生素我是不能用的。再有一个我对麻药的耐受力是有问题的，到了一定的量我就承受不了。可在这个时候，腿部骨头已经变成齿轮状，人只能坐轮椅。怎么办？是冒险做手术，还是从此就坐在轮椅上，我的内心非常矛盾。做手术要冒死的危险，但内心又非常想活着。我想也许自己以后还能为国家作很大的贡献呢，但是到底自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贡献，还不知道。此时和我第一次面临死亡的情况有所不同了。 2006年，我的几本书已经出版，我就觉得自己想要留在世界上的东西还是留下一些了，至于自己还能作什么样的贡献，当时并不是很明确。

最后，我决定接受手术，而且要两条腿一起做。按说，为了安全考虑，可以先做一条腿，休养一年，然后再做另一条腿。当时，我为什么想一起做呢？我感觉我丈夫、公公婆婆他们对我真是非常好，我不知道怎么来感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感谢我丈夫对我的爱。每次我觉得自己是他的麻烦和负担时，我提出离婚，他都不肯离。

当时我就想，我去闯，如果闯过来了，我既不会成为家庭的负担，又可以继续为社会作贡献。如果我闯不过去，我老公也才44岁，他调整一段时间，也许还可以再找一个夫人，还可以有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这样的话也没有太耽误他，我感觉会更好一些。

当时如果我丈夫、公婆和家人意识到我上手术台的这种危险性的话，肯定不会让我做手术，好在他们都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了，一般不会出什么问题。而且一开始要做麻药试验，如果过敏的话也能查出来。但我自己知道，做麻药试验，只能打一点儿麻药，看我过敏不过敏，它没有办法测试我对麻药的承受力到底有多大。我是带着一种去闯的心理，自己走上手术台的，那一刻感觉很幸福，就像一个战士为了他的信仰走上战场一样，一点儿都不恐惧。

记得第三天要上手术台之前我做了个心电图，我看自己的心电图做出来那种旋律，那曲线真美！当时我就想，毕达哥拉斯讲到过数的和谐，说大自然创造出来的数的和谐很美。当人处于一种不受干扰的自然状态的时候，显示出来的东西真的很美。当时如果我的心是处于一种焦虑状态，可能做出来的心电图就不会那么美了。

后来我意识到很多人可能觉得你要获得才能幸福，其实当人的心灵净化到一定程度，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审视人生的话，人在牺牲和奉献的时候，能体会到一种更深层次的幸福。上手术台之前，我写了遗嘱。我们家也没什么财产，只是说我这个身体以后怎么办？我想，虽然身体比较差，但有的器官毕竟还比较年轻，还是能够用的，我希望能把自己的身体捐掉，包括眼角膜也要捐掉。我老公当时没想到会出现这么严重的情况，还开玩笑说，就你那近视眼，人家换了你的眼睛，还得戴个眼镜，人家要换还不换一个好的。

为什么一定要把身体捐掉呢？因为我说过了，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个无神论者，我不相信有灵魂的存在。人活着的时候，肉体也就是你的意识的载体；当人死去的时候，肉体已经完全属于大自然，和你这个人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当然我也理解人们要去搞一个墓地，把自己埋在那儿的做法。这表现了人对生命的珍惜，还有就是活着的人也可以去纪念他们。在这些纪念活动当中，能够显现出人间的温暖，还有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进行尊重老人等道德方面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