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早就想离开北京去别的地方生活，每当这个念头跃入脑海，我就会为此激动一阵子，有时会想起鲁迅的话：“去异地，寻别样的生活。”但直到2001年，也就是我35岁的时候，才迈出了这一步。

2001年，我已对所有的工作都没了兴趣。那一年，与阿坚老弛艾丹等喝大酒的生活正愈演愈烈，我渐感体力不支，更关键的是觉得就这么喝下去不是个事。2001年，我的小说随笔正纷纷见诸报刊，靠稿费基本可以维持生活；2001年，我父母身体尚好，无人住院；2001年，我的那些发小儿已纷纷被家庭和单位套牢，青春已逝，一个个中年相毕露……我觉得是到了离开北京的时候了。

选择廊坊基本上算误打误撞，当时的想法是：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太远显得动作太大跟父母不好交待，经济上也存在问题；太近——比如在北京郊区——则等于还没离开北京，比如通县昌平大兴，我哥们都有空房，但这等于我在北京另找了一个工作室，而且这肯定拦不住我一趟趟往城里赴酒局。

好像我最先想到的是天津。2000年秋天，一帮哥们去邯郸玩，玩完之后，朋友们回京，我一人从石家庄下车，奔沧州及沧州下属沿海的两三个小县城闲逛了几天，然后沿海边一路向北到了天津。到天津后，我让出租司机给我拉到食品街上的一家宾馆住了下来，这儿是天津的繁华地段，当时身上还有不少钱没用完，所以想住稍好一点的宾馆，印象中房费150元。

住下后，我给徐江打了个电话，他赶了过来，我跟他见过大约两回面，我们在文字上互相欣赏，典型的以文会友，印象中他也能喝，至少在2000年他是能喝的。记得那天徐江背了个时尚款的军挎包，上面有颗红五星，他抽的是不带嘴的骆驼，透着有个性，那时，“另类”这个词还未流行，后来当“另类”这个词以及与之相应的行头作派大行于世，我又见过徐江，此时他变得不显山不露水了，除了那副亮晶晶的眼镜，我竟什么都没记住。

我们懒得走远，就在食品街上的一家大饭馆里坐了下来，当然我事先问清了啤酒的价钱及关门时间，都还可以接受。坐下后他让我点菜，我拿着大菜谱翻了半天，点了一个花生米和西红柿炒鸡蛋，徐江一脸匪夷所思地对我说：“靠，你在北京还没吃够？这儿可是天津食品街。”之后他又点了俩菜，我想应该是天津风味吧，可惜后来我喝大了，是什么菜我忘了，他算白点了。

徐江天生斜视，我与他对坐，我尽量不看他的眼睛，我尽量只看他眼镜片上亮晶晶闪烁的光芒，我不知我与他这样把酒对坐纵论古今的时候，他是不是始终在盯着旁边那桌。印象中除了家长里短，我们的谈话很快切入文学，我们互报了各自喜欢的作家作品，我说有很多现代派大师的作品我读不懂，徐江坚定地说其中有相当多是伪大师是赝品。

那晚我喝大了，但我还记得在我没喝大之前，我问了他天津租房的价钱及我想去异地的想法，他报的房价我觉得贵了，最便宜要六七百，于是他又对我说：“我向你推荐一地儿，廊坊，那个城市有点意思，你不妨去看看。”于是我就记下了廊坊。

那天好像没喝多一会，饭馆就摆出一副要打烊的架势，我见这情形便不断地狂干，没一会顾客也就剩我们一桌了，服务员开始打扫卫生了，徐江说，这就是天津，他意思是天津人睡得早，这里没有夜生活。

此话果然不假。从那家饭馆撤回到我的房间，我们带回了几瓶啤酒接着喝，喝到半夜，徐江走了，他有老婆在家等着。我借着酒劲出了宾馆，打了辆“的”，我问司机哪有酒吧或彻夜的小饭馆，司机说这个点儿够呛。果然，司机拉着我在黑乎乎的天津城里转来转去，最终他给我拉到一家永和豆浆店，他说，只有这里营业了。有可能这个司机没骗我，一是有徐江的话为证，再一个是当我两年后又来天津时，发现天津的大街上好几处有这样的标语：让天津的夜晚亮起来，也就是说，我跟徐江喝酒的那个夜晚，离“亮起来”还远着呐。

大概是在黑暗的天津城里转得太久了，一进永和豆浆，顿觉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这应该不是正宗的永和豆浆，印象中里面脏兮兮乱七八糟的，我忘了我都吃了些什么，大概喝了豆浆吃了馄饨外带一屉包子？我那大醉后饕餮的恶习又犯了……不过有时这种醉酒后的饕餮能让人稍微清醒些，但那天或许是喝得比较多，我出了永和豆浆，稀了糊涂坐上了一辆开往唐山的出租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