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从大庆打工回乡的红脸膛农民的一再提醒下，阿坚从他的提兜里翻出几天前吃剩的半袋榆皮花生——阿坚出门旅行有时空手，有时只拎个老太太买菜用的布兜子甚至塑料袋，我则把已在兜里揣了好几天的一小把瓜子掏了出来，权当下酒菜。有了“下酒菜”，阿坚再劝红脸膛喝点，红脸膛扫了眼我们的“下酒菜”，将脑袋摇得拨浪鼓一般并将他的大茶缸子抱得更紧了。

当代“梁生宝”

说起农民的“享乐主义”，昨晚我们住小旅馆时碰到的那位也很典型。

昨晚在通辽下了火车，在车站广场拉客的一个中年妇女问我俩要不要住宿，阿坚问多少钱一位，她说有十块钱的、有二十的，阿坚说太贵了，她说那你们想住多少钱的，阿坚说我们只住五六块钱的，她说最便宜十块，我俩抹头便走，她追上来说那就六块钱，阿坚说那去看看吧。我俩跟她到了广场旁边的那家旅馆，是座脏兮兮四面透风的小楼，登记时那中年妇女跟柜台里开票的另一位中年妇女嘀咕了几句，扭头对我们低声说，这里最便宜七块，你们可以看看房，我和阿坚再次抹头便走（阿坚对于说话不算数临时变卦深恶痛绝），那中年妇女忙追上来说七块真的很便宜啦，阿坚边下楼梯边说：我们本来要住五块的。那妇女见状只得说：六块六块！像阿坚这种一口价的主儿估计她也不常见。

我和阿坚进了房间。房间还算宽敞，四张床，一台电视，靠近电视机的左手床上坐着一个老头，面黑，穿深色中山装，典型一位老农。我跟阿坚坐下，给老农敬烟，问他做什么买卖，老农说来这边买种子，但价钱没谈拢，他准备明天回老家秦皇岛，老农说他们在秦皇岛有一个杂粮种植基地，专门出口国外，阿坚问黑豆黄豆绿豆这边什么价，老农嗑嗑吧吧说得似是而非，我问他红小豆呢？老农干脆说他忘了。老农边与我们聊天边抽烟边喝水还边吃火腿肠，是那种红色塑料纸包的小火腿肠，老农用牙将火腿肠上的铁丝封头咬掉，噗地吐在地上，再用牙撕掉红塑料皮，像吃香蕉一般几口干掉一个，十多分钟内，老农吃了至少七八根火腿肠。

我跟阿坚出去吃饭，大约十点多就回了房，我俩一人只喝了两瓶，就喝不动了，而且犯困。回得房来，老农半躺半靠在枕头上看电视，中央6在播一部七十年代香港爱情片，男演员蓄大鬓角，女演员烫大波浪，均穿喇叭裤及大尖领衬衫。刚才在楼道路过洗漱间时，我发现有人在里洗澡，我问水热吗？一个男子闷声说热，我问有几个喷头，男子说就一个我这就完。

阿坚进了房间便从怀里掏出小本伏在电视柜上记他的流水账，这样老农便一边看爱情片一边目睹阿坚奋笔疾书，阿坚可以甚至喜欢在各种噪杂恶劣的环境中写作，当然他说这仅限于随笔及流水账，小说及诗歌还是对环境有要求的。

我估摸差不多了，便起身去洗澡，我洗完后阿坚洗，阿坚洗回来，老农也一骨碌爬起来，说我也去洗。老农洗澡的工夫，我将电视频道调到中央4，看伊拉克战争报道，我记得那时联军还未进入巴格达，我们的国际政治及军事专家在分析如果巴格达发生巷战会怎样，我从他们的言谈中听出某种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