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成为一些人热衷的社交活动。一位学生描述他在1916年夏季年会上见到的情景：“晚上，会跳舞的人尽情欢乐，还没学会的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观看。参加跳舞的人数增长得那么迅速，技术掌握得那么好，简直让人惊讶。”[1]不是所有的人都赞同交际舞，一些人认为它是非道德甚至不道德的，因为它给人以“不健康的刺激”[2]。尽管有人反对跳舞，1920年代以后，留学生们愈发乐此不疲。1921年夏季年会的“舞后”是颜惠庆的侄女希尔达·颜，有两个男学生为她而争宠，以至于要进行决斗。[3]

在国内，人们也可以感到留美学生带来的文化影响。1920年代曾到中国访问的格雷丝·西顿（Grace Seton）说，她在北京遇到一位美国归来的女生，她像一个“典型的不受约束的现代女郎（flapper-type）”，留着剪短的烫发，身着时髦的法国长裙，常常现身于大饭店的舞会上，人们看到她与男士一道溜冰和乘车兜风。[4]保守的中国人对她的行为一定会摇头，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大概不这样想。她在1920年代初与西顿的一次谈话中说：“我认为留学生在当前是有价值的，比如说，中国的社会生活被这些留学生大大改变了。现在一位女士和一位男士可以一同走路和谈话了!在一些通商城市，甚至跳舞也成了时尚。”[5]

与爱情无关

鲁迅曾叹息说，中国的大多数夫妇根本不知爱情为何物。[6]五四时期的进步青年普遍认为：“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有爱情的婚姻才是道德的婚姻。”[7]但抬高爱情却无法简化新旧纠结的复杂现实，而现实引起的困惑和焦虑使爱情变得次要。看一看留美学生的文学创作就会知道，虽然这些在美国的学生享有更高程度的个人自由，但他们不能完全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写的两个短篇故事和两个话剧，它们都与留学生的恋爱有关。如果说文学创作的一个功能是帮助作者和读者在虚拟的情景中找出解决现实困境的办法，那么认真考察一下这些作品有助于我们了解留学生们对爱情的看法，什么问题最令他们头痛，他们认为怎样才能解决。我们对五四前后的作品将分别考察。

Woon Yung Chun的短篇小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发表于1914年4月。[8]故事的开头，一位中国男子向一位女性告别。这对年轻人刚刚订婚，男子就要去美国留学。到美国后男青年顺利地适应了新的环境，他穿着时尚，学会了抽卷烟、说美国俚语和玩各种球类，尽情享受美国大学生活的“无忧无虑和寻欢作乐”。他内心的变化更加深刻：他所体验的“新的生活价值”让他质疑中国的“旧式说教”。在美国最后一年的夏天，他遇见一位从上海来的中国女子，她是刚从威尔斯利学院毕业的“新式”女性，“有志向，求进步”。经过威尔斯利“优雅的环境和愉快的氛围”的熏陶，她出落成一个“完美的女性”。两人发现彼此“性格相投，智力与志向相合”，于是坠入爱河。

男子很少想到家中的未婚妻，偶尔想起来他就烦恼。他问自己：与一个没有吸引力、没有“高雅生活情趣”、“智力上远远低于自己”的人一起生活怎么能快乐呢？最后他决定解除与国内女子的婚约，与威尔斯利学院毕业的女生结婚。

国内女子得知消息后很平静。在与未婚夫分别的漫长日子里，她的道德操守博得了邻里的赞扬。此时她以传统的方式默默忍受屈辱，出家去当了尼姑，从此遁入“静寂，永生，永恒”的空门。

如果《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认为解决矛盾的办法唯有牺牲“东方”[国内女子]，写于1915年的话剧《新秩序的到来》（The New Order Cometh）就没有牺牲，只有皆大欢喜了。[9] “新秩序”的代表是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