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中国留学生，他们在美国产生了恋情。“旧秩序”的代表是男青年在国内的未婚妻的父亲。当得知他未来的女婿要解除婚约时，他的答复是，由于婚约是两家人在男青年父亲在世时订下的，它只能照原样执行，除非男青年能让他父亲活过来。僵局被未婚妻打破，她表示出对要休她的未婚夫及其情人的同情。善有善报，她随即得到另外一位男子爱的奉献，自己也成为一桩新式婚姻的当事人。这出戏的作者是张彭春，耶鲁和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将它搬上纽黑文的舞台。演出“极为成功”，受到美国观众的欢迎。[1]

表面上，《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和《新秩序的到来》都肯定爱情是婚姻的基础，怀着同情描写留美年轻人的爱情。但两个故事的真正焦点其实在国内女子的身上。它们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如果男人在美国找到了自己中意的女人，那国内女子的命运会怎样呢？在《新秩序的到来》中，那位女子不合情理地欣然接受了耻辱，而幸运又很快降临到她的头上，使她从困境中解脱。相比之下，《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里被抛弃的女主人公的行为更符合传统的模式。她将在青灯古刹的寺院里度过余生，与那对新式夫妇的幸福生活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结局显示作者意识到新式恋爱的沉重代价。因此，如果说《新秩序的到来》解脱了男主人公道义上的责任，《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的结局就是两难的。

几年以后，在分别写于1919年和1921年的短篇小说《蒙昧的喜剧》（The Comedy of Ignorance）和话剧《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For Romeo and Juliet）中，道德的两难被以另一种方式解决了。[2]两个作品中被抛弃的未婚妻都成了新式知识妇女，也来到美国上学。但认真考察一下这些“新式妇女”就会发现，她们与传统女子并无很大不同。

在《蒙昧的喜剧》中，当阿春得知她在美国的未婚夫解除了与她的婚约，就决定自己也去美国。她的家庭支持她去，理由是为了“丈夫和孩子”，女子也应受教育。她把真实身份隐藏起来，改名索菲娅。她设法找到了未婚夫。因从未见过面，两人并不认得。后来，他们相爱。那位男子最终惊喜地得知，他的爱人正是多年前订过婚的女子。故事以两人幸福地结合而结束。如话剧《新秩序的到来》一样，《蒙昧的喜剧》中的主人公无须背负道德的责任。阿春通过变成索菲娅完成自我救赎，她受教育的价值在于运用心计重新赢得了未婚夫。这个故事显然很受欢迎，它获得《留美学生月报》组织的当年短篇故事比赛二等奖。

洪深写的话剧《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虽然有一个与阿春/索菲娅相似的模式，但寓意却不相同。剧中的女主人公张小姐被她的未婚夫抛弃。几年之后同为留学生的二人在美国相遇。男子不知道女子曾是自己的未婚妻，爱上了她并向她求婚。张小姐知道他是谁，但没有直白地暴露自己的身份，却借机倾诉自己郁积多年的苦楚：“我自幼就保存着一面镜子，它是我快乐与痛苦的见证。在一个绝望的时刻[得知未婚夫解除了婚约]，我打破了镜子，把其中的一半寄给那个男子……向他表明一个女人的心如同镜子一样纯洁，一旦破碎就无法复圆。”[3]与《蒙昧的喜剧》中的阿春/索菲亚不同，张小姐拒绝与负心男人重修旧好。她不以自己获得的新式教育去换得未婚夫的欢心，而是通过教育使自己具有与男子同等的社会地位，以此作为报复。在对待未婚夫的态度上，张小姐比阿春/索菲亚似乎更有尊严，但在对待婚姻的问题上她们并无本质不同。通过信守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承诺，张小姐使包办婚姻合法化，西式教育给她的是捍卫东方旧习俗的能力。像阿春/索菲亚一样，她固守的是过时的价值观，把贞操视为生命中至高无上的原则。

在这些故事里，女人说到底都是恪守传统的，这流露出在一个迅猛变革的时代里许多中国男人的复杂心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一些中国男学生将保守的品格投射到受到高等教育的美国女子身上。让女人来遵奉传统能给生活在不确定时代的男人以安全感。富有讽刺的是，男人同时却在追求进步理想。

很难给过渡时期的道德困境找出圆满的解决办法。《新秩序的到来》和《蒙昧的喜剧》通过臆想逃避复杂的现实；《东方是东方》和《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通过创造较为可信的人物，提出了人们无法轻松搁置的沉重问题。仅以我们在本章中提到的顾维钧和赵元任为例，他们在个人生活中就不得不面对道义责任。甚至五四青年孟治也承认，拒绝父母包办的婚姻令他感到深深的内疚。[4]在学会关照自己的感情需要之前，他们必须处理好更紧迫和麻烦的问题：如何消解“过去”。对许多人来说，以前订婚的女子就是过去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