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生的文学创作显示，中国男子往往把中国女人看成道德的承载者，而不是爱情的对象。

还是像鲁迅说的，“爱情，我不知道你为何物”[1]，在留学生的作品中，关注的重心是道德，爱情只是陪衬。当爱情出现的时候，它往往又被赋予社会和政治的意义，而不仅仅与个人感情有关。在《为了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当男子向张小姐求婚时，他的理由是他们的结合将为“中国社会改革”的“复兴时期”树立一个榜样。[2]在爱情面前感到不那么自在的还有罗家伦，他在文章中用高尚的“人道主义”来为五四时期的爱情张目。[3]

留学生的作品涉及的另一个有意思的话题是中国男女留学生之间的恋爱。在本书中我们遇到了两对夫妻：胡彬夏与朱庭祺、陈衡哲与任鸿隽。从1911年起，《留美学生月报》开始登载中国留学生之间订婚与结婚的消息，到1924年底共报道了12对订婚和10对结婚的。就算有一些信息为《月刊》所遗漏，这些数字也太少了。1922年一位叫Rosalin Li（李[音译]）的女学生写了一篇文章，它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女性视角。在文章中李问道：“有这么多中国男女学生在美国的大学读书，正当谈恋爱的年纪，却没有什么风流韵事发生，这不是很奇怪吗？”[4]她把爱情稀缺的原因归于她的留学女同胞：“如果我们竟然有幸与男士说话，我们说话的方式何其正确，就像几何公式一样！在平时，我们的穿着何其得体，我们的姿势何其端正，我们的眼睛又是何其僵硬地固定在眼窝里!”[5]在她看来，两条标准支配着中国女留学生的为人处世：是否正确和是否有用。这是从国内的教会学校学来的，在那儿“我们本土的清教(puritan)行为在《旧约》和美国边疆传统[很多传教士都来自此传统]的驯化下扩大了两倍、三倍”[6]。如果“中国传统的礼数”像“四月的霜”，教会就更进一步“扼杀、固化和石化”了中国女子的活力。[7]李对教会教育的厌恶反映了1920年代中国人普遍性的情绪，也反映了同一时期美国社会原有道德的衰落。不过，李虽对“传教士”类型持批评态度，也不赞同行为轻浮的“百老汇女子”。由于对美国的两种模式都不满意，她把眼光转回了中国：“如果中国革命要使我们的后代为之骄傲，它必须意味着生命的更新。而如果它不触及范围广阔、人口众多的女性，它便不可能带来生命的更新。”[8]

胡适的故事

自从胡适1917年回国与他12岁时就订了婚的女子结婚，他的私生活就一直令人感兴趣。学者也好，公众也好，都很难把胡适——美国留学生的翘楚和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与江冬秀——一个裹小脚的“半文盲”乡村女子连在一起。[9]最近几年发表了一些探讨胡适私生活的中英文研究[10]，它们提到了一些与胡适关系密切的女性，揭示了胡适复杂而纠结的感情生活。

在美国时，胡适与伊迪丝·韦莲司（Edith Clifford Williams）有过一段不寻常的关系。学者们一般都认为那是恋情，但多数人没有意识到它对胡适“自我形成”（self-becoming）[11]的影响，即帮助胡适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