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还在闹“文革”，北海公园是不对外开放的，但我们武术队有一个特权，队员可以经常去公园里跑步。那时一进到公园里，感觉到那种宁静，我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开心。看着浇花的人与世无争地跟花“交流”，看着黄昏时的晚霞，我觉得那真是太美了，我太喜欢了，所以就萌生出“看公园”的想法。

不过，想归想，这样的“理想”终究有点不靠谱，更何况家里的生活负担一直很重，母亲一个人抚养我们5个兄弟姐妹十分不易。于是，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我也开始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知道没有钱，一家人的生活始终好过不了。所以，到11岁的时候，我就想着要争光，要赚点钱补贴家用。但那时我在武术队只能拿到每月5元钱的补助，按照规定，等到了16岁我才能有固定的工资。

但事在人为，后来我的工资跳得很快，因为拿一块金牌可以涨一级工资。13岁时我拿了好几块武术比赛金牌，就直接跳过了16元、19元、26元的几个档次，一下子拿到43元工资。再到16岁，我又一口气在第四届全运会上拿下5块金牌，工资一下跳到88元。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88元相当于一个教授、高级工程师的工资水平，也就是人们说的八级工资，已经到顶了。

可是，人生的路永远没有尽头，说不上哪一天，我们又会到达另一个顶峰，或者有更大的突破。而我的突破，就在几年后从武术队退役，改行做演员。

光头“觉远”留名电影史册

在接触武术的头一个十年中，我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在频繁的武术比赛、表演中度过的。到了1979年，我开始考虑为自己选择一条新的道路，而电影《少林寺》给了我这个机会。

其实，我能够走入影视圈，拍功夫电影，这还要从11岁时的一次访问表演说起。1974年，我们武术队被派去美国进行访问表演，经过香港时也在那里表演了一场。据说当时香港银都公司一眼就看中我，想让我留下来拍戏，但代表团以我年龄太小婉言谢绝了，银都则说他们可以等。

这件事，当时大家谁都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只是人家的一句客气话。可没想到，到1980年，香港导演张鑫炎准备开拍《少林寺》时，竟还能想起六年前表演过武术的我，并打算让我出演片中主角。

从小失去父亲的我，性格既调皮又叛逆，且对世事充满好奇，对拍电影之事自然也很感兴趣。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走进了《少林寺》的片场，并出演片中主角觉远和尚。

这部影片的导演原本是陈文，他打算全部启用河南京剧团的演员进行拍摄。但制片方对拍出的效果十分不满，张鑫炎导演才被请来救场。张鑫炎进组后，决定推翻以前拍的所有素材，并重新挑选演员。他认为，在此之前，与少林寺有关的影视作品已有130多部，《少林寺》要想从中脱颖而出，就必须推陈出新。于是，他决定剧中所有参与武戏的演员都从武术运动员中挑选，他要拍一部前所未有，一反香港功夫电影注重花架式表演和卖弄镜头技巧旧模式的经典作品，而我就是在这时被他相中。

很多人觉得我身材矮小，长相又显得太过正气，形象比较单调，并不符合香港功夫电影一贯的审美。但张导认为，《少林寺》里的“觉远”是个少年僧人，不需要多么高大的身材，而我生来一张娃娃脸，正好适合这个角色。就这样，我第一次拍电影，就饰演了男一号。

我还记得在片中扮演“秃鹰”的计春华曾说，《少林寺》里的每个演员都是一张白纸，我对此非常赞同。影片开拍之后，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表演，怎样做才会有镜头感，对什么事都一无所知，导演握个拳头说“往这儿”看，我们就往他那儿看。而拍打戏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动作指导，导演告诉每个人需要打多长时间、从哪里开始、到哪里结束，之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到谁的镜头谁就自己设计动作。

那时，作为演员的我们，谁都没有想到影片最后竟能成为电影史上的一个经典。当年，《少林寺》的电影票仅一毛钱一张，最终却创下了上亿的票房。我们更加没有想到的是，此后的近十年时间里，《少林寺》都是大陆武打类型片的典范。

这部片子是我的电影处女作，它几乎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让我从一个国家体制内的武术运动员渐渐转变为功夫电影演员。而后来，我发现《少林寺》改变的不只是我一个人，我听说很多年轻人都因为这部影片而爱上武术，并且选择去少林寺习武。更重要的是，影片还改变了当时政府对武术的态度。早在1979年的时候，政府准备从各大体育赛事中取消武术这个比赛项目，但由于《少林寺》的成功让更多人开始重视武术，政府便决定继续保留这个项目，并将其推向后来的亚运会、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