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领域将消费者作为无特征群体对待，认为他们总是随波逐流地对眼前的经济刺激作出统一反应。甚或更糟，经济学领域认为可以归纳汇总出一个“消费者模式”，他们的反应行为能够被准确估计、衡量甚至操控。不管是高利率、美元贬值、低价格，还是更多选择，经济理论总是在供求图表上使用若干线条解释人们的未来行为及其原因。而这些分析全部基于外部因素（价格、数量等）。各点都与需求曲线相连，绘制出一幅前景光明的潜在成果二维图。这都是骗人的鬼话！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些假设和断言并非实情！

大部分经济理论的前提都是消费者必然有需求，所有促进因素都来自外部且可以量化。价格下跌，购买加强；价格上涨，购买减弱—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规律没有问题，但仅限于边际需求而已。当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灾难证明上述前提有误（价格大幅下跌，但购买并未增长），同时指出有可能存在其他影响经济的因素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购买减少源自消费者对未来缺乏信心。这一论断有其道理，但很可惜无法解释大局。凯恩斯试图解释人们增加储蓄的原因，但他只是在相同的旧有经济理论内作出了一种解释。他认为人们出于恐惧或缺乏信心，所以转向储蓄；意即人们的消费欲望较危机前没有改变。但这确是实情吗？

凯恩斯应提出更深入的问题。人们有没有可能改变支出习惯？其诱因是什么？短期内，这样的改变可以看作是因极端事件（如反常的金融衰退、市场崩溃等）导致的信心丧失。长远来看，我们认为人们会随生活境遇变化而改变支出习惯。实际上，存在一个自然的“生命周期”。我们在人生各阶段具有不同的需求、欲望和能力。在某一阶段储蓄是明智的做法，某一阶段消费则能使生活变得更好，某一阶段花父母的钱理由充分。大部分经济学家完全忽略了生命阶段对消费者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凯恩斯经济学理论中恰恰缺失了这一部分。

凯恩斯将持续储蓄视为缺乏信心导致的“疾病”。通货紧缩阶段，人们由于害怕价格会继续下降而不愿消费。凯恩斯为这种“疾病”开具的处方是：政府大量投入资金用以恢复经济周期增长。很不幸，由于诊断错误，凯恩斯的处方自然无法达到疗效，而且从未带来新的繁荣。稍后，我们会对此着重分析。换言之，凯恩斯经济学理论是史上最糟糕的经济创新！但政府和政治权威们一直坚持使用凯恩斯经济策略，执迷于其“立竿见影的疗效”，能够迅速缓解人们的经济病痛。当然，此类策略完全由政府掌控，因此可以为政治家的政绩簿增光添彩。他们坚信不能因为没有达到效果，就轻言放弃；不仅如此，还进一步加重了策略力度。认为只要投入更多，就一定会达到想要的效果！

我们并不是要诋毁过去一个世纪内的经济学家或经济理论，但必须牢记他们所处的实际情况。经济在19世纪末经历了重大改变。那时，我们正大踏步走过工业革命，终于摆脱了有史以来就形影相随的贫困，开始享受富足。简单回想一下：1900年时几乎没有汽车，也没有拖拉机（更别说热水淋浴和抽水马桶）。耕种业仍然是劳动密集型的低效行业，方式方法几乎与一万年前毫无二致。1900年，40%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而到2000年，这一比例仅为2%（详见下表）。用于食品支出的可自由支配收入比例由1900年的25%下降至2000年的10%。亨利·福特发明的生产线使得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进而使得计件工资飞速上涨。借助创新、技术及新的管理技术，我们可以大量生产标准产品，并以更低的价格销售给更多的人。更低的产品成本和更高的工资，使得普通大众的生活水平得以显著提高。这就是经济学的历史，在20世纪初期实现了飞跃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