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参加过一次桥牌聚会。我本人对桥牌不甚爱好——聚会上另一位女士也不玩桥牌，她认出了我。因为我曾担任过演说家兼作家劳威尔·托马斯的经理，也曾几次到欧洲帮他准备当时的旅行演讲。因此，她对我说：“哦，卡内基先生，我非常希望您能给我讲讲您曾经去过的那些地方，见过的那些风光。”

我们在沙发上坐下来之后，她告诉我她和她的丈夫刚刚从非洲旅行回来。“非洲！”我兴奋地说，“肯定很有意思吧！我总想去非洲看看，但是除了在阿尔及尔待了24 个小时的经历之外，我还没有好好领略过非洲风光呢。您太幸运了！我真羡慕您。您给我讲讲您的非洲之旅吧。”

她整整讲了45 分钟，也再没有问我都去过哪儿，看过什么风景。她其实不想听我讲述我的旅行，她只需要一个倾听者，这样她就能找到更好的自我感觉，为我讲述她曾见过的风景。

像她这样的人多吗？很多，许多人都像她一样。

有一次，在纽约的图书出版商举办的晚宴上我遇见了一位植物学家。之前我从没接触过植物学家，因此我觉得他棒极了。他给我讲那些异域植物，介绍自己在培养新品种植物，在建设室内花园（他还给我讲了一些有关马铃薯的事情，十分令人震惊）。毫不夸张地说，彼时彼刻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他所有的见识。我自己就有个室内小花园，他显然能解决我在这方面的所有问题。

当时还有很多其他客人，但我却顾不得那么多礼节，没有跟其他客人打招呼，而是跟这位植物学家一连谈了几个小时。

午夜时分，我向所有人道了晚安然后告辞离开。这位植物学家随后与主人聊天时对我大加赞赏，说与我谈话“很有启发性”，最后他说我是个“非常健谈的人”。

非常健谈的人？怎么会呢？那晚我基本都没说几句话。要是想说的话，我不可能一直让他谈论这个话题，因为我对植物学简直是一窍不通。但我是这样做的：我很认真地倾听。我听他讲是因为我真的对植物学感兴趣，而他也感觉到了这一点。显然，这让他很高兴。这种倾听的方式是我们对说话人所能给予的最高褒奖。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著名非小说题材作家杰克·伍德福德（Jack Woodford）在其作品《恋爱中的陌生人》（Strangers in Love）中就曾写道：“很少有人能抵挡得住由衷赞美的魅力。”我甚至做得比这还好，我总是“衷心地称赞他人，绝不吝惜自己的赞美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