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中“我奶奶”和余司令身上，严格说也都不具备这样的精神，他们表露出来的，只是我国历史上司空见惯的“游民”或“流民”意识，传达的也是一种“游民文化”“游民精神”，与现代意义上的“张扬个性”或“酒神精神”，相差十万八千里。

前者奉行“有奶便是娘”，只要目的、不问手段的“流氓”策略；后者严格规定了道德的、法律的底线，奉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张扬自我。

莫言混乱了人类必须遵守的必要底线，认为只要是“打破一切”的，那就是好的，实际上为流氓、资本的横行霸道，撕开一道口子。

这并非其初衷，一个文人也不可能引领整个时代，莫言本人也未做过什么坏事，相反他为人极好，崇高可敬，这里分析的只是“理”，它的产生有着广泛的基础，是“民意”的部分，解析民意误区，认识才能有所提高。

反映到作品里，余司令那样的土匪猖獗猖狂、无法无天，就不能忽视。他的“张扬个性”“酒神精神”，完全值得我们警醒或警惕。

莫言自己无法加以辨识，情有可原，他当时年龄不大，学识不够，是能力原因，而非口是心非。

他的教育与阅读、阅历，尚未帮他确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精神。其作品里的“理想主义”多半是空缺的。

诺贝尔曾留下遗愿，说自己的文学奖应赠给“文学家，他曾在文学园地里，产生富有理想主义的最杰出的作品”。

从这方面说，莫言的“理想主义”究竟在哪里呢？

他的生命力和“酒神精神”，都是些提不起来的零碎。

这兴许说得有点苛刻，但长期物质、精神上的赤贫状态，确乎使他那代人，更多地停留在较低层次的思维水准上。

2000年，我的同学曾问他，如果你拿到诺贝尔奖，那一百多万美元的奖金，想怎样花，莫言答道，要拿它买一座大房子，带洗澡池子的，能每天在里面搓澡。当时我们以为他只是说话幽默，开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