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每一天都会出现在橄榄球场上，一周7 天，无论日晒还是雨淋，坚持不懈，往往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我射门的次数不下几百次，最终我开始练习踢门柱球 — 从15 码之外，20 码之外，25 码之外，甚至30 码之外。

我的小妹米歇尔经常来到球场帮我拣球。有一次，她在试图接球时扭伤了拇指，而让我羞愧的是，我一直让她等到我踢完整整200 个以后才和她一起回家。

当我现身8 月的选拔赛赛场时，我已经准备好了。平生第一次，我身穿橄榄球运动服站在那里，一些球员开始笑话我。但是，当他们看到我从30 码开外踢球射门得分时，他们都闭嘴了。这给维尔提迪教练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居然给我分配了1 号球衣，让我进入萨芬代表队，作为萨芬中学的首发射门球员。这在我的运动生涯中是破天荒第一次，让我觉得自己至关重要。

维尔提迪教练总是在球赛前后询问我的其他活动，因为他将我视为一支球队的领袖，而我最终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他总是告诉我们，作为一名橄榄球运动员，离开球场时要比在球场上的时候更像一位领袖。我相信他，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而他也认为我是一位值得信任的人。

经过整个夏天的艰苦训练，我兴奋不已，期待着在球队中大显身手。但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秋季学期临近时，教师工会发起了罢工，威胁着说要关闭学校。

当时，离开学已经没有几天，辛格夫人鼓励我参加学校董事会会议。我是新学期高中班的班长，也是学校诸多暑期补习课程的老学生，我知道我2.0 的GPA分数是不会打动董事会的。但无论如何，我必须去—部分原因是我不希望放弃我们的首场主场橄榄球比赛。

我从来没参加过学校董事会会议，但即使是我，也早知道这次会议将是气氛特别紧张的一次。学校礼堂坐满了教师和学校员工，他们像是在同舞台上的12 人组—教育委员会开战。每一方都为自己的观点争辩，并驳斥对方的观点，愤怒的情绪伴随着争论弥漫在空气中。情势很快变得清晰起来—当天晚上是不会达成协议的。

在会议结束时，学校董事会主席斯科特·范德厚夫询问是否还有人要发言。我敢肯定，我是在场的唯一的学生，我也知道，我是当时唯一一个举手要发言的人。站在麦克风前，我滔滔不绝整整讲了20 分钟，我叙述了我的父母是教师的事实，以及我生命中最伟大的人不乏在萨芬高中任教的教师，他们认为我是个信得过的人。我告诉他们，我们即将开始新学年，我们将要发起我们的首场主场橄榄球比赛，我们需要一个团结统一的学校。我们需要签下合同，并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