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州北部的餐厅酒吧给人的感觉好像一个太平间，这个比喻在当时非常恰当，因为我觉得自己好像快要不行了。

即使是住在我父母那坐落在纽约附近萨芬市的家里，享受了一晚短暂而美好的睡眠，也不能治愈在经济舱坐了近13 个小时的跨时差高速飞行所带来的时差综合征对生理节奏的破坏。从东京到肯尼迪机场，我飞行了6 744航空里程，随后又自驾车来到这个酒吧，我这么做基于一个原因也只有这一个原因—孤注一掷以期赢得极负盛名的国际扶轮社大使奖学金。我需要理清我的思路，然后在奖学金的遴选委员会面试我之前，摆出能赢得比赛的架势。

9名刚刚从高校毕业的研究生围聚在房间里，分散独坐，每个人一方桌子，但角逐的紧张和严酷气氛，占据了整个餐厅。也许，我阅读像《战争与和平》一类的书籍时非常吃力，但我能从他们的脸上轻松地读出“站好”。

作为奖学金的最后入围角逐者，我们10 个人或在一起，或独处一隅，但都待在同一个房间里—我们等待着遴选委员会对我们的面试。

直到走进这家酒吧之前，我都信心满满。毕竟，我是最后入围的10 名角逐者之一。如果他们没有视我为一名顶级的竞争者，他们也不会大费周折，让我飞越过半个地球前来。再然后，我注意到了其他9 名竞争者的名牌和标签—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康奈尔大学、达特茅斯大学……我再低头看看自己的：东卡罗来纳大学。

尽管如此，谁都有可能赢得胜利，谁也没有十成的把握。

扫视了一通房间后，我根据他们的言谈，按照我的习惯，看到了唯一一张友好的面孔—在吧台的后面。

这是1996 年。我没有电脑，没有黑莓手机，没有网络可上，没有掌上游戏机，也没有可以下载千首歌曲的音乐播放器。而且我也不是一个喜欢独自坐在酒吧翻阅杂志或书的人（假如我知道是一个漫长的等待，也许我会这样）。我的名字以“S”开头，这意味着我将是所有角逐者中最后一个参加面试的人。所以我叫了一杯百事可乐，并和这个正忙于日常事务的酒吧侍者闲聊起来。

酒吧侍者告诉我，他是这家酒吧的主人，就像他的父亲和他父亲的父亲一样，他从父亲的手里继承了酒吧。很可能，在酒吧后院玩耍的4 岁小男孩有一天也会拥有这家酒吧，成为它的新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