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一对看似充满朝气的年轻夫妇，丈夫在国营事业上班，妻子当幼稚园老师，也被莫名地卷入了厄运。当妻子才刚发现怀孕，两人欢天喜地准备筹钱买房子时，丈夫工作的单位却爆发了弊案，他被抓去关一年多，据猜测，很可能是在牢里遭受到非人的虐待，所以精神上完全崩溃了，最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出狱。出狱之后，他成天穿着一件破了大洞的白背心和短裤，坐在客厅一把靠近纱门的藤椅上，就着巷子泄入的天光看报，看完了，就在公寓中那条黑暗的走道上独自默默地走过来，又走过去。他的个子非常高，颀长的背影忽而被黑暗所吞没，忽而又被吐出来，反复不休。而他的妻子总是抱着初生的男婴，来我们的房里，坐在床边哭诉打官司的过程，但他自己却从来不说，在牢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就连对妻子也不肯说，他几乎变成了哑巴。

我始终忘不了他们。这些房客如同浮萍一般聚合在公寓里，尔后又默默地朝向四方散开，但就在那八年之中，我因此见识过的人们竟超过了后来人生的总和。我甚至有一种错觉，以为他们包括我自己，至今都还被困在那一条黑暗的走道里，被那噩梦之兽来来回回地吞吐吸纳着，就是找不到一扇对外的窗户可以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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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下我们公寓的，大多是一些初来乍到台北城的异乡客，但他们却不是浪漫的波西米亚人，而是一群在社会经济转型之际挣扎以谋生存的、苍白而贫血的身影。我还记得第一个入住我家的房客，是一个长相俊秀的推销员，他每天穿戴上烫得笔直的白衬衫和黑领带，一早就出门。在搬来后没几天的某个清晨，我们发现他晕倒在浴室中，口吐白沫，手脚不断抽搐着两眼往上翻，原来是癫痫症发作，好不容易清醒过来了，他连忙从瓷砖地上爬起，衬衫湿了好大一块也来不及换，便匆忙赶去上班。后来，他又陆续发作过好几次，都是在清晨，一个多月后，他就默默地搬走了，来去净是自己一个人。

又有一个房客也是在当推销员，身高一百八以上，刚从大学毕业，据说从前还是学校的风云人物，篮球校队兼柔道社长。每天他把要推销的机器放在纸箱中，绑到一台野狼125的后座，再戴上一顶有红色条纹的安全帽，噗噗噗地出门，等到晚上回来，停好机车，他再把纸箱拆下来抱回自己的房里。日复一日，早上晚上，他把同样的一个纸箱搬出又搬进，但机器却始终推销不出去，就连我们都忍不住要为他着急。等到月底该缴房租了，他便黯淡着一张脸，抱着纸箱快步地躲回自己房里。房租积欠倒还勉强说得过去，过没多久，母亲却在垃圾桶中发现一个药包，他居然得了肺结核。这下子可不得了了，非把他赶走不可，任凭谁去求情都没有用。所以最后他终究是搬走了，难堪地，垂头抱着那一台卖不出去的机器，以及一丁点可怜的家当，全都绑在机车的后座，再戴上那顶安全帽噗噗噗地走了，消失在黑夜的巷子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