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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病》拿什么来终结高速公路暴利收费(7)

中国社会病 作者:李松


“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这是国务院参事、北京市人大代表沈梦培多年前对北京出租车行业现状的描述,至今仍流传甚广。

2011年 5月 1日起,为了缓解出租车司机压力,上海开始下调出租车承包金,即俗称的“份钱”,并为出租车减免部分税费支出,每车每月可减负 350元。此事引起了北京出租车司机群体的关注。

“现在‘份钱’太高,每个月下来,累死累活却挣不了几个钱,而出租车公司却能旱涝保收,这完全不合理。”北京银海出租汽车有限公司的张师傅对记者说,“再干几个月,合同到期我就不干了。”

据了解,以公司化运营和承包金为特点的出租车运营模式,在国内较为普遍,业界通常称之为“北京模式”。具体而言,就是出租车公司从政府部门获得经营权,司机出资买车,承担运营费,并按月缴纳“份钱”。

在北京,20世纪 80年代初和 90年代中期,出租车司机曾是一个令人羡慕的高收入职业。

但是,随着各种所有制企业进入出租车行业,再加上这个行业存在的诸多问题,出租车司机如今风光不再。那么,谁是北京出租车行业的既得利益者?风险由谁来买单?谁又将是旧有体制的第一块破冰之石?

“的哥”为“份钱”而拼命……

清晨5点,周师傅就开始了一天的忙碌。1970年出生的周师傅,3年前进入北京一家出租车公司,当了一名出租车司机。

“每天10个小时的工作是为公司挣‘份钱’,10个小时后的工作才是为自己挣工资。现在油价不断上涨,要让收入不下降,只有延长工作时间。”周师傅说,“这活看似简单,实际非常累,每天回家一倒下就能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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