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解决的三难困局

现在巴西为经济学中一个比较流行的课题提供了绝好的例子，这就是如何解决“三难困局”，即领导人在试图管理和稳定汇率、利率和外国资金的流动时所面临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过程好像一场“打鼹鼠”的游戏，当锤子落在一只鼹鼠头上时，另一只又从其他洞里冒出来。如果当局想要稳定通胀，就要提高利率，但这将吸引外国资本并推升汇率。如果当局希望让货币更有竞争力，就要把利率保持在低水平，却存在释放通胀的风险。在一个拥有巨额国际资金流动的全球化世界中，这场游戏可以无限期地玩下去。

巴西的问题尤其难以解决，因为通胀发生在一个非常低的经济增速上。为了对抗通胀，政府会在一轮繁荣中迅速提高利率，这将推高货币价值却限制了潜在的经济发展速度。中国则面临相反的问题：生产能力很高，而政府希望保持货币廉价，让这些工厂具有全球竞争力并实现充分就业，但当通胀威胁开始出现时政府很难提高利率，就像2011年那样。尽管已经有很多工厂无法满负荷运行，中国仍需抑制投资热潮并让人民币升值。巴西需要更多的投资、更低的利率和更便宜的货币，但是这三个目标很难同时实现。外国资本的流入让巴西和中国无法在实现各自目标的同时不在其他方面对自己造成伤害。它们都陷入了三难困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品进口国和出口国——尽管这两者拥有完全相反的问题。

在这些复杂的情况下，中国和巴西很难理解对方就不足为奇了。巴西最大银行的一位高管最近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个问题。中国投资者看好巴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人花了很多钱购买巴西的咖啡和铁矿石，所以他们认为这会是一个不错的投资。但这并不一定正确，当中国某位大投资家来到巴西银行，抱怨在巴西港口拖延时间过长时，他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这位中国投资者问：“你们为什么不能把基础设施建设得更好一些？”巴西银行家解释说：“我们必须关注赢利能力，而高利率让这里的资本成本过于高昂，任何设施都很难快速地建起来。”中国投资者茫然地望着他：赢利能力？利率？

在中国，由于国家资本大量涌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当政府决定修建港口或铁路时，赢利能力从来都不是问题。政府关心的不是利润，而是要让铁路建成通车。同时由于中国政府把实际利率保持在接近于零的水平，资本成本也从来不是问题。世界上利率最高的国家的银行家，跟资金几乎免费的国家的投资者根本无法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