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我们的祖先的确心甘情愿地容忍国王少数的僭越行为，因为他们已经准备好预防措施，这种措施可以让一位残暴自负的君主恢复理智，那就是使用暴力。19世纪的君主根本无法想象，四百年前军队的装备和行军的速度，暴力手段可以有效地制止国王滥用权力。人们早已将武器运用的方法抛在脑后，战争技巧也日臻完美，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但这种技巧只掌握在特定阶层手中。十万训练有素、指挥得当的士兵，完全可以镇压由一千万农夫和工匠组成的乌合之众。王室禁卫军的几个团就足以护卫偌大的京城，镇压不满的情绪。同时，对于思想家们而言，财富的不断积累使叛乱比暴政更加可怕。一旦爆发叛乱，不计其数的财产在几个小时内就会化为乌有，如今，仅是伦敦的商店和库房中堆积的动产就是金雀花王朝时代举国积累的全部财富的五百多倍。如果政府被暴力推翻，这些动产就直接面临着被毁弃和破坏的危险。此外，政府的借贷是成千上万人的生计来源，但叛乱却给其带来巨大的冲击，整个商业领域的借贷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牵连。毫不夸张地说，如果英国的内战持续一周，从黄河到密苏里都能感受到这场战争造成的灾难，而且在一个世纪之内，它所造成的影响依然清晰可见。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相比于腐蚀国家的那些弊病来说，如果把反抗作为治愈国家的良方，那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相反，在中世纪，反抗是人们面对政治动乱时经常使用的方法，这个方法信手拈来，虽然在当时看起来有些偏激，但并不会产生深远的恶劣影响。如果一位德高望重的将军顺应民心起兵反抗，那么在一天之内，他就能召集一支非正规军，但他无法将正规军收至麾下。每个英国人身上都带有一点军人气质，但很少有人拥有更加出色的军事才能。这个国家的财富主要就是田野中的牧群、每年的收成以及那些普通民众居住的简易房屋。全国所有的家具、商店的存货以及能够找到的机械，还比不上现在一个小教区所拥有的财富。制成品粗糙简陋，人们根本不知道借贷为何物，因此，只要冲突结束，社会马上就能正常运转。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仅限于战场上的杀戮，以及战后为数极少的处决和财产充公。战后一周之内，在博斯沃思或陶森的田野上，就可以看到放牧的农民和玩鹰的绅士，好像那打乱他们正常生活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过。

距离上次民众使用暴力推翻政府已经过去一百六十多年了，在都铎王朝之前的一百六十多年时间里，一共有九位国王统治英国。其中六位被废黜，还有五位在丢掉王位的同时命归黄泉。因此，很明显，任何有关古时政体和现今政体的比较，都会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金雀花王朝时常面临叛乱的威胁，沉浸在对叛乱的恐惧当中，王室需要做出极大的妥协才能缓解这种压力。我们的祖先把反抗暴政作为维护自己利益的最重要的保障，或许，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放弃了诸多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保障措施。如果我们无法想象社会乱象所造成的危害，就不能把暴力作为阻止无政府状态的手段。显然，在效率极高的政府中，我们利用宪法来制约无政府状态是非常明智的。即便违反法律的行为不会造成恶劣的影响，我们对首次滥用权力的行为必须保持戒备，绝不容许出现违法乱纪的现象，防止他们从先前的惯例中找到依据。或许四百多年前，并没有必要像今天这样时刻保持警惕，只要在这个王室的领导下国家运转良好，他的王位甚至不需要一个连的正规军来护卫。对王室成员的某些违法行为稍加纵容，并不会对这个国家的自由造成任何威胁，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勇敢的弓箭手和长矛步兵。

在近七十年里，我们的法律日益细化，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原来的运行体系相形见绌。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英国民众却享受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和幸福。亨利六世的统治孱弱无力，国家陷入分裂，国内派系纷争不断，内战持续不绝。爱德华四世放荡不羁、专横跋扈，理查德三世通常被认为是邪恶堕落之人，亨利七世的横征暴敛导致民怨沸腾。毫无疑问，我们的祖先在这些国王的统治之下，也比处在腓力——他自诩为上帝——统治之下的比利时人，以及在路易——他自称是所有臣民之父——统治之下的法国人要好得多。甚至即使国内玫瑰战争的战事正酣，而邻国正处在难得的和平时期，英国的境遇也比他们要好得多。康明是15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他游历了欧洲大陆上最富裕和文明高度发展的地区，常年居住在佛罗伦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富裕的小镇。康明曾游览过佛罗伦萨，这座城市被洛伦佐的雕塑装饰得熠熠生辉，威尼斯从来未被康布雷同盟打败过。这位杰出的政治家谨慎地宣称，在他所见到的国家中，英国的管理是最出色的。他特别强调了英国的法律，认为它神圣而公平，保护了普通民众利益，实际上也增强了那些尊重法律的王室的权力。对于康明来说，长期内战所造成的灾难只局限于贵族和参与战争的人之间，他用看待其他地方的惯性眼光来看待英国，认为战争没有留下任何毁坏的痕迹，如废弃的房屋、萧条的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