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而言，农民最后能留给自己食用的谷粮，比他们在集体化之前所拥有的少1/3。但在某些地区，情况要更糟得多。特别是在乌克兰—这个富庶的农业区所生产的谷物一向远超过所需—政府设定了非常高的收取额度。当预期中的大丰收没能实现时，地方官员奉命加强搜索被藏起来的存粮。斯大林下令，即使只保留一穗小麦不交给国家，也将处以死刑或10年监禁。一位参与者回忆：“我自己也参加了这场行动，在乡村搜索，寻找藏起来的谷物，用铁棒在地上探查松软之处，有时可循此找到藏匿的谷物。我和其他人一起掏空乡民的储物柜，对于儿童的哭喊和妇女的号啕声充耳不闻。因为我深信自己正在完成乡村的转化。”当人民开始挨饿时，士兵被派去守卫大仓库，里面存放着政府搜来的谷粮。苏联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记录下农村饥民的绝境：“人们的脸、腿和胃都肿胀起来……现在他们已饥不择食。他们捕捉小耗子、大老鼠、麻雀、蚂蚁、蚯蚓。他们把骨头磨成粉来吃，也将皮革和鞋跟如法炮制；他们把旧皮毛切细，做成面条般的东西，他们煮胶水。当青草长出时，他们开始挖出草根，吃叶子和新芽。”

在1932年11月的一场演讲中，斯大林论称，搜集谷粮之所以如此困难，都是阴谋破坏者和“阶级敌人”所造成的。他认为农民故意阻挠他的集体化方案，借以挑战政权的威信。他宣称：“某些集体农场和农民如此打击国家，对此，共产党员若不回以致命痛击……那就太愚蠢了。”1933年2月的另一场演讲中，斯大林赞同地引述列宁（Lenin）的名言：“不劳动者不得食。”一份3月的官方报告陈述：“农村组织不折不扣地采用了‘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口号：：让他们去死吧！”斯大林的本意并不是要执行集体化而导致人民挨饿，但若那些拒绝变革的人饿死了，那将是他们自己的错，因为他们太过懒惰，以至于没能种植足够的食物来喂养自己。

1933年初，苏联实施国内护照的制度，以防止人民从乌克兰和北高加索闹饥荒的村落逃往城市。一份俄共政治局的备忘录抱怨“在乌克兰的偏远地区，搜集谷粮的行动完全失败，十分丢脸”，并呼吁官员“粉碎阻碍谷粮搜集的阴谋”，而且要“根绝面对阴谋破坏者时所怀的消极、自满心态”。1933年3月，负责乌克兰集体化计划的斯坦尼斯拉夫·柯希欧（Stanislav Kosior）在呈交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指出，农民尚未从饥荒中得到足够的教训。柯希欧宣称：“在灾情最严重的地区，为播种所做的准备并不令人满意，这表明饥饿尚未将正确的判断力教给许多集体农场的农民。”

乌克兰的一位高级官员哈塔耶维奇同志（Comrade Hatayevich），将这场饥荒的政治性质赤裸裸地勾勒出来。他解释，1933年，“饥荒夺走了好几百万条人命，但集体农场制度会在此延续下去。我们打赢了这场仗！”饥荒结束于193 年。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当时，斯大林缩减国家收取的谷物量，并勉强让步，允许农家拥有一小块田地种植蔬菜，饲养一头牛、一头猪，以及至多10只羊。接下来 0年，为国家提供大部分粮食的是这些私有土地，而非集体农场。

农业控制的败北

什么因素造成苏联在1991年瓦解？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是俄罗斯的一位资深从政者，在苏联衰落后的时代任职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的政府。根据盖达尔的看法，苏联政权之所以解体，多半是因为它没办法喂饱自己的人民。粮食危机花了好几十年的时间悄悄笼罩苏俄，而其根基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便深植于斯大林的工业化计划。由于领导阶层执迷于工业转型，致使农场工人不如工厂工人受重视，其薪资也远低于后者。结果，住在乡村的人一逮到机会便移居城市，在工厂找工作。随着都市人口扩增，农业生产力则停滞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