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953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掌权时，他注意到自1940年以来，谷物生产量已降低1/ 。粮食供应减缩，但其中越来越多的食物被拿去喂养日益成长的都市人口，于是，可供外销的谷物变少了，因而威胁到工业化的计划。苏联发现自己困在钳口逐渐收拢的陷阱中：都市人口的食物需求量日增，但供应量却赶不上其脚步。该怎么办呢？一个解决办法是付更多钱向农民购买其产品，因而给予他们提高产量的诱因。但这等于放弃集体化方案—那将是政治上的重大变革。因此，赫鲁晓夫转而决定开垦荒野，并付给在荒地上耕作的农民较高的薪资（亦即工厂工人所得），借以振兴农业。一般农民的薪资则维持现状。

有一段时间，似乎事事都进行得很顺利。头几年的谷物产量增加了，但接着又保持不变。即使有新的田地，平均每人所生产的粮食数量仍低于1913年，而且，从1953年到1960年，国家的粮食储备量竟然越来越少。新方案并没有解决问题。因此，苏联领导阶层尝试用另一个方法：通过购买价格不菲的高效牵引机、联合收割机和其他装备，来提高农产量。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产量确实缓慢增长，但消耗量却增长得更快。1963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苏联停止将粮食和谷物输出到东欧附属国家—其报酬曾有助于苏联维持这些国家的稳定与政治支持。相反地，苏联买进外国的谷物，用了72吨黄金来付账—超过该国黄金储备的1/3。这使苏联颜面尽失。赫鲁晓夫告诉同事，重新增加粮食储备是至关紧要的事。“7年之内，我们一定要拥有足以供应一年所需的谷粮，”他说：“苏维埃政权不能再次承受这样的耻辱。”

当时，苏联政府把必须进口谷粮以应急的窘境，归咎于1963年的一次歉收，但其实存在更深层的问题。后来发现，新开垦的田地，大多位于收成量主要由天气决定的区域。20世纪70年代初期，粮食的进口量与出口量大致维持平衡，但是，到了80年代初期，苏联已必须依赖粮食进口，而到了80年代中期，它已成为世界最大的谷粮进口国，超出其他国家许多—尽管在20世纪初，它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谷粮出口国。它必须签下购买谷物的长期合约，保证每年向美国购买900万吨，向加拿大购买500万吨，并向阿根廷购买400万吨谷物。为了支付这些款项，苏联求助于国外贷款，并动用强势货币储备金谷物。为了支付这些款项，苏联求助于国外贷款，并动用强势货币储备金。为了支付这些款项，苏联求助于国外贷款，并动用强势货币储备金和黄金储备（尤其是在收成不好的年头）。然而，这并非长久之计。将工业制品外销的做法也不可行，苏联制造的商品大多无法与其他国家制造的商品竞，苏联制造的商品大多无法与其他国家制造的商品竞苏联制造的商品大多无法与其他国家制造的商品竞争。苏联曾试图用出口大量谷物所得的收益来进行工业化，但在这个过程中，它逐渐削弱了自己的农业生产—那是重要的财富来源。

粮价持续攀升，短缺的情形日益普遍。任职于政府机构和军队的员工，可以在不向公众开放的特殊商店中，以降低后的价格购买食物。根据盖达尔所尔所所言，到了1981年，“苏联的政治领导层陷入困境，一筹莫展。无论如何加速农业生产，都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需求。”有段时间，情况因开采原油而逐渐好转。但是，苏联人为了短期利益而过度开采油田，反而降低了长期获利的可能性。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高油价，帮助他们支付进口食物的货款，以及为了赶上美国军备所需的花费。然而，苏联领导人以为油价会永远维持这么高，因而没有在油价于1985~1986年下跌之前，提早增加其外汇储备。事实上，苏联的借贷数额反而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