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领导人都十分明白依赖其冷战对手来供应粮食的危险，但他们别无选择。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执政，成为苏联的领导人。他开始实施经济改革，但成效不彰，内部权力斗争使国家政权遭到破坏。很快地，苏联所有的石油收益都被借贷的利息耗尽；而1989~1990年的全球谷物歉收，更促使价格上扬，尤其是小麦。苏联开始无法如期付款给进口粮食的外国供货商，导致某些货运被终止。许多食材和消费品越来越难在商店找到；处处可见人们为了购买蔗糖、奶油、米、盐和其他基本食物而大排长龙。

1991年3月31日，戈尔巴乔夫的一位助手在日记中写道：“昨天，安全理事会开会讨论食物议题……更具体地说，是面包……莫斯科和其他城市都出现一列列购买面包的队伍，就像两年前大家排队买香肠一样。如果我们不设法从哪里弄到面包，可能6月就会闹饥荒。在各共和国当中，只有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勉强）可以喂饱自己。有人说乡下还有面包，结果证明是假的。迫不得已，我们只好拿强势货币和贷款向外国购买面包。但我们的信用已不再良好……我开车在莫斯科四处转……面包店不是关门上锁，就是货架空得吓人。我想莫斯科有史以来从未经历过这种境况……即使在最饥饿的那些年也不至于如此。”到了这个时候，苏联的许多个别共和国—从波罗的海诸国开始，接着是摩尔多瓦（Moldova）、乌克兰、白俄罗斯（Belorussia）和俄罗斯—都已宣称自己是主权国家。粮食短缺是造成社会动乱和苏维埃政府权威瓦解的主要原因。

“在若干区域，我们仍然很难保证会有面包和其他食物，”内政部副部长指出，“商店外面大排长龙，市民言辞激烈地批评地方和中央政府，有些人甚至发起抗议行动。”

1991年秋，一份官方备忘录报告：“农作物歉收，无法扩大进口，加上农物歉收，无法扩大进口，加上农歉收，无法扩大进口，加上农场拒绝将谷粮交给国家，可能使全国人民与共和国濒临饥荒。为了突破困境，唯一解决之道是容许农场以市场价格自由销售谷物，并进一步让面包的零售价自由化。若不转变成自由价格体系，同时加速放宽国家对农业和贸易的控制，农民将缺乏增产的诱因。”终于，大家明白了真相。苏联集中控制农业并掌控价格的政策已告失败。从政者承认，唯一的出路是自由贸易与自由化—换句话说，就是资本主义。此时苏联的解体已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1991年12月26日，苏联正式消失，消解到它原来的组成国家中。

用食物来投票

阿玛蒂亚·森指出，人们经常将饥荒归咎于天灾。但是，当自然灾害袭击民主国家时，政治人物比较倾向于采取行动，哪怕只是为了保住选民的支持。森写道：“不足为奇的是，直到独立之前，印度在英国统治下一直饥荒不断（我在儿时目睹最后一场饥荒发生于1943年，即印度独立的4年前），然而，一旦建立多党的民主政体与新闻自由，饥荒便突然消失无踪。”

因此，民主制度—森称之为20世纪的“卓越发展” —的兴起可以解释，为什么把食物当成意识形态的武器来用（就像把它当成军事武器来用）的的普遍程度已大大降低。2008年中期，当我在写这本书时，出现了一个罕见但引人注目的例子，津巴布韦独裁者罗伯·穆加贝（Robert Mugabe）对于食物武器的使用。在他主政之下，津巴布韦的农业崩溃，使该国从非洲南部的粮仓变成灾区。在2000~2008年之间，农产量减少80%，失业率增加到85%，通货膨胀超过1 000倍，平均寿命降至40岁以下，300万津巴布韦人（约为其人口的1/5）逃离这个国家。当津巴布韦陷入危机时，穆加贝通过暴力与威胁来维持他对权力的掌控：他操纵一连串的选举，将粮食援助导向其政府成员和最强力支持他的区域，而拒绝给予那些据称同情反对势力的地区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