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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的另一种可能(11)

木心逝世两周年纪念专号:《温故》特辑 作者:刘瑞琳


这部文学史的个人主观色彩,非常鲜明。他对老子和孔学的爱憎,对胡适、对罗曼?罗兰的微词,等等,都是在过去文学史中不大能见到的、主观化的批评,容易引起质疑,但我觉得,这正是木心的文学史最值得注意和珍惜的地方,就像司马迁的《史记》。《史记》从产生到现在,一直有学院派的质疑,说他对于历史过于想象化、过于情节化,主观性太强。但是《史记》的价值不正是伴随这种缺陷而产生的伟大精神、主体精神吗?他的人格,他对人类和历史的关怀,不正在这些地方吗?

所以,木心讲文学史,不是不懂如何四平八稳,而是他不会去讲那样的文学史。这跟他对知识的理解有关,他说:“知识,要者是理解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如此能成智者。”他就是一个智者,贯穿整个文学史的讲述,充满知识和知识的联系,中国古代和西方古代、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孔子和歌德、胡适和耶稣,等等等等,他会在不同的地方很自然地做出比较,这跟他的知识结构有关,但是,更和他对于人类的大关怀有关。

我回张柠兄的微博—他在《羊城晚报》上的那篇文章—我就不同意他。木心的文学史确实有大家气象,熔铸着木心的人生经验、艺术经验和知识积累,更重要的是充满了人类关怀,非常地有大爱。那么,这就涉及我们对文学史问题的思考,多年来,“大一统”的教育体制和标准化教育方法,已经把我们培养成了这样,教材是标准化的,受教育者也形成了标准化思维模式,所以,我们接受木心的文学,会不习惯、不适应,但是我们应该更多地反省自己—这是值得警惕的,我们形成了对异端的排斥、对异端的不习惯。

这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关于文学史的权力问题,国内叙述文学史的权力是体制给予的,比如重点大学的专业人士,就认为他们有权力叙述文学史。从多年实践看,这样一种体制化的权力,对文学史建构不具备积极价值,反而有害。第二,就是天赋的权力,所谓天赋,就像司马迁写《史记》,木心写《文学回忆录》,是出于个人对于历史的关爱和责任,这个责任,不是体制或其他人加给的,而是他自己的爱。这样的文学史写出来,主观性、个人化色彩很强,它可能有知识上的问题,可能有点不严谨,或者说,用知识体系去衡量,会有错误,但是这样的文学史更具有灵气,更像是人写出来的。

我们多年的文学史叙述,最可怕的就是:叙述者是无主体的机器,又是无人性的权威。这样的叙述者,这样的文学史叙述,非常可怕。尤其可怕的是对被教育者施行的一种塑造,塑造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模式呢?不懂文学,缺乏情感和心灵。

第二个问题是,文学史给谁看?木心讲到:文学史要是给学者看,它解决的是知识问题;给专业外的读者看,解决的是品性的贫困。我们需要艺术,木心是把文学史当做艺术来做的。你读他的讲述,就像读艺术作品,你感觉到审美的快感。这正是木心的宗旨和追求。我读他的文学史,他基本上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

刚才岳建一先生谈到,读木心的文学史,感到春秋之风。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的私学传统。木心的文学史讲述是在美国,在远离大陆的自由世界,自由环境。当时的讲课情形—我们已经从陈丹青的后记中了解到—就是中国古代的私学。这样一种传统,在现行教育体制下,在大陆,已经不存在了,没有办法产生这样的文学史叙述。正是在一个因自由而产生环境,主讲人的人格与思想魅力,自由放射,主客的交流才是自由的。自由,使思想之独特与深刻,有了可能性。有位至今流亡美国的美学家高尔泰老师,是我们当时的老师,他对美的定义是什么?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木心的文学史讲述,充满自由精神,纵横捭阖,不拘一格,所以它美。

我觉得木心的文学史给我们提供一种启示,就是:让文学回归文学。被体制塑造的心灵,如果读一读木心的文学史,有可能回归本真的状态。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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